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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堆了好大一堆,足有200来公斤。
以前在洛阳三师上学那会儿,就知道以后要从事的教师这个职业很神圣,到现在我还是这么认为。要说认识上有啥变化没有?也有。就是现在已经多少体会到一点乡村教师生活的清贫了,但我感觉更多的是清贫生活中包含的另一种富足:学校的老师们关心着我,我的学生们惦记着我,所以对我来说,比神圣更多的还是幸福。最近我就经常对自己说:小卡呀小卡,你怕是牢牢地陷入了爱心的包围圈了吧?这么着,我就更开心了——作为一个被爱心包围的教师,我真幸福!
(记录:陈如陵)
第一卷总算让我等到你出错
谢光,男,53岁
新乡市实验小学图书管理员
口述时间:1999年6月30日
按说这件事在其他人身上也发生过。只要新华书店的垄断性经营不打破,这类事就少不了。
那是1996年的夏季,我们去新华书店拉书,回来摊开一查,有一种书少了一捆,整整100本。当时取书的人很多,因为有好几个年级,每个年级都有好几样书,这样合起来就好几十样,不可能在那儿一样样查。一看少了书,咱马上就去找他们。人家说,那等等瞧吧,看是不是哪个学校掂错了?还是你们自己丢了?如果最后有人多了书,或是剩下有书,就通知你们。就这样一直等到快开学了,书还没有着落,当时急得我满头冒汗。我们几个人到处打听,最后在师范学校找到了这种书。这时距开学只剩下两三天了。至于这书钱当然只有我出,共700零几块。当时我就想,确实不怨我。贴就贴了,贴了钱长点见识也中。不过我就想,你书店以后就不会出错?我非等着这一天。嘿嘿,还真等着了!
中间隔了一年。到去年春天,将课本拉回来摆开一查,嘿!有三种书都多了:一种小学课本,第几册忘了,多100本;《手工劳动制作》多200多本;《自然》多了200本。我一看这情况不对,得赶快给书店讲。我们曾经吃过短书的亏,当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现在这儿多了这么多书,其他学校缺了书能不急?谁知给人家书店一说,人家不当回事,没搭理。
秋季,在东街小学开订书会,书店课本组的人也去了,我就把前后两件事在会上讲了。我说我给你们送去了200本,我那里现在还有。可以说,多的书的价钱要比原先我贴进去的钱多3倍!当时他们新华书店去了个副总经理,我不知道。我说这是买书,只能从你们那里进。要是买百货,我一句话,人家就会送货上门,一样一样给我搬上楼。可这买书,你们不但不送,我们还得替你服务。给你们送钱,一年就是20多万,你们不用动腿,不用动手,少了还得我自己贴,你们这钱挣得也太容易了!我当时很气愤,嗓门也高,他们副总经理可能也看出了问题。
订书会开后不久,他们来了,和我们学校领导、教导主任,还有我座谈,想拉书。我又把多书的情况说了一遍。谁知课本组的人说,那时人多,你们趁人不注意多掂了几捆。当时茹校长在场,她说你要说是我们多掂了书,这话就不再说了!我说你要说我多掂了书,我啥话都不说了!因为你多发的书有整有零,不是整捆整捆,只有一样是200本,还不是一捆,因为这书一捆是400本。他们也感到说过了头,马上赔不是,说那让我们把书拉走吧。我说少书那时咋说你们也不理,我50多岁的人了,眼看要给学生发书了这书还弄不来,当时急得我两眼生泪,直想哭。现在你们不说个所以然就想拉书?就这么简单?我说当时我垫钱财务上有账,你们可以去查。他们说不用查,把书拉走,以前的钱退给你。就这么,今年春天算账时把钱退给了我。
我总认为作为两个单位,要相互信任,要有个职业道德。进书,不说送货上门,也完全可以做到多退少补,两边都满意。我当时就说,要不考虑这些,我宁可把那些书当废纸卖了。当时我算了算,多的书价值2200多元。我就说,中间快两年了,想不到有这个机会,他书店出了错。要不是这,他们还不会认账。
按说我去新华书店进书,又不是个体书商,有些出入两下商量解决那咋不行?其他行业,“铁老大”现在不“铁”了,邮电部门也不“牛”了,新华书店为啥不能改一改?你书店的人主要靠学生的课本来养活,对学校还那样“牛”。如果允许学校自行进书,我相信,不会有几所学校进你新华书店的门,到那时,看你新华书店还能养活几个人!
(记录:郝太斌)
第一卷他们叫我【日记精】
胡福田,男,47岁
新郑市城关镇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1999年7月7日
要说写日记这事,还得感谢我的老师王希恕。
1962年,“低标准”刚过,我考上了当时当地很有名气的长葛二中,王希恕教我们语文。他家庭出身不好,自己一条腿还有毛病,可他教学很认真,对学生很负责,所以学生都很爱戴他。那一年的中秋,我因为家离得远,没回去,晚上就和王老师一块儿在月光下漫步。王老师知道我家里人口多,生活艰苦,就对我说:“不和人家比吃,不和人家比穿,要比,就只和人家比学习!”这话对我触动很大,一下儿诱发了我把它记下来的冲动。回去后,我把王老师的话原原本本记了下来,结果,这就成了我的第一篇日记和以后写日记的开端。
说起来,我写日记的目的也很单纯,一是为了陶冶情操,二是为了派遣情绪。要说这种个人化的行为在今天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还是多多少少给自个儿惹了些麻烦。
第一次是1966年12月,当时我已经在郑州大学附中上高中了。那时兴同学们互查日记,有人看了我的日记,说我有单纯升学思想,就给我扣了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第二次是1969年春节前后,我已经从学校回长葛老家务农了。你可能知道,农村家族矛盾很严重,再加上村霸作恶,群众都过得灰头土脸的。我心里有气,就私下提他们的意见。他们听说了,但没抓住我的证据,就逼我交出日记。我一想,这日记可是白纸黑字的事,真要治我,不“坑儒”也得“焚书”啊。硬顶着不交,肯定不行。我就赶紧想法儿,把10来本日记偷偷转移到当时的新郑县我姑的家里。
在返乡的两年里,我在日记中记录了劳动的乐趣,同时也流露出对某些基层干部为非作歹的愤慨。那些人清楚我的思想,可就是抓不着治我的把柄,对我是既无奈又嫌碍眼,到了1972年冬天,干脆让我去当兵,这才把我打发走了。
到了部队,写日记也有了新内容,新兵生活、军营感受写了好一阵儿。再后来就写读《毛选》的心得体会,或是又读了从第几页至第几页等等,时代烙印倒是非常明显。从部队回来后,接着就是教学,上学,再教学,前后36年了,日记从未中断过,偶然一两天没记,回头也一定要补记,心里才算消停。
1968年冬天,“红卫兵”大串连,我们班有32个同学也搞了一次“长征”,从郑州沿京广铁路步行去长沙。这段路坐火车10来个小时就到了,走路就是另一说了,可对写日记来说,真是有写不完的东西。每天,见到一副好对联,或碰上一件新鲜事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都要记下来,一句歇后语、一个笑话也不放过,都有点像采风了。当时我是队长,每天打前站,给同学们安排食宿。在湖北广水那一天,我不知咋了走在后面,赶了一天也没赶上。晚上我在广水的“红卫兵”接待站才找到同学们,他们已经睡下了。可这一天当中这么多见闻,我总得记下来呀,我就用书遮住灯光开始记日记,在灯旁边的何崇乐还没睡着,见我走了一天,这会儿还遮遮掩掩地写日记,忍不住对我叹气:“唉,你可真是个‘日记精’!”“日记精”就这么让他们叫开了。
他们既然叫我“日记精”,我就不能只背个虚名。从我小孩上小学三年级那会儿,我就辅导他们写日记,一儿一女到现在也都坚持写日记。我爱人也是教师,她受我的影响,也时不时写点东西,在报纸上也发表过。我还要求学生们都写日记,并与陕西《青少年日记》杂志建立了联系。学生们得益于写日记的文字训练,毕业后不少人进了机关办公室,从事文秘或公关工作,有一些还是新郑市“三台一报“的特约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