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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生难忘的话：“去城里可以，上山不行！”当时我难过极了，这可咋办？３个半小时过去了，黑暗中的我，孤独又茫然。正当我万般无奈之时，一位似曾相识的农村妇女出现在我的面前。她问明情况后，帮我拦了一辆拖拉机，把我送到了学校。临走时，她拍拍我的肩膀说：“闺女，山上不比城里，娃们交给你，让你受累了。”我不知说什么好，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淳朴的山里人让我明白了“教师”在他们心中的分量有多重。从此，我不再怨天尤人，开始了不辱使命的新生活。
我不再放弃任何与学生接触的机会，我自认为融入了一汪清水之中。课余，我买来橡皮筋和女同学一起跳，和男同学一块儿打乒乓球，让他们到我的办公室里翻看摆得整整齐齐的图书。星期天，我不再回家，而是翻山越岭到学生家进行家访。山里人住得分散，我又不习惯走山路，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同事们和我开玩笑：“王老师，你可真是银环下乡哟！”
２０００年冬，学校腾出一间房子让家远的学生住校，以免除他们的奔波之苦。一天晚上，我发现班里住校的３个同学不见了，问其他同学，才知道他们结伴回家去了。我实在放心不下，就邀了两个学生一同前去寻找。山村的夜静极了，一点儿响动就会引来满村犬吠。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我们彼此喊叫着给自己壮胆。夜色下，我无法辨别这３个同学的家到底在哪里，看到有灯光的地方就问。山路不好走，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几个小时，找到他们时，已是夜里１０点多了。看到他们酣睡的样子，我才算松了一口气……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也和我越发亲近起来。他们常在作业本中夹小纸条，告诉我他们的秘密，他们提醒我：“老师，你别老吃零食。”他们赞美我：“老师，你笑起来很美，真的。”
我被这些既木讷又聪明的山里娃感动了，我渐渐地感觉到，他们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一位教育家曾说过：“一位好教师，光有爱心只能得６０分，要想得到满分，还要在教学上下功夫。”
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我自费订阅了一些教学刊物，还给自己规定每月必须买一本书。我经常邀请老教师听课，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学习他们的授课方法和技巧，我们学校农忙放假，我就到市区小学听课学习。慢慢地，学生开始喜欢我的课，学习成绩也一天比一天好。
２０００年，我承担了“三段学导式”教学模式研究的子课题，这对我这个年轻教师来说，的确有一定的难度。听课，查资料，做笔记，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为把每节课教师的启发、提问、点评、纠错、小结的时间控制在１５分钟以内，课下，我对着录音机和闹钟一遍一遍反复练习，尽量使自己的语言准确而精当，把课堂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去思考，去练习。对这一新的教学方法，学生接受得很快。他们乐此不疲，使每节课都充满了乐趣和诱人的魅力。功夫不负有心人，２００１年冬，我被评定为市级优质课教师和市级骨干教师。学生的作文也接二连三地在报刊上发表了。我忘不了杨雷鸣同学第一次拿到稿费时的兴奋劲儿和全班同学为他欢呼的情景……原来工作也可以如此快乐！
（记录：李默）
第五卷一次次从头再来
刘乐尧，男，６５岁
伊川县第六中学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１日
１９５６年年初的一天，经人介绍，我和老伴第一次见了面。那时我在伊川县彭婆镇南衙小学教语文。也许是见面时话说得多，我俩彼此间也就多了些了解，没过多久，我们就订下了婚约。那时布证短缺，我还是从亲戚家借了一些布证，为她撕了一身“洋布”衣料当作彩礼。老岳父是个读书人，对我有些偏爱，自己的女儿能嫁给一个当教师的，他自然愿意。于是在当年的７月份，双方选定了一个好日子，我驾着一辆牛车将她迎进了一间不足７平方米的茅草屋。一张旧木床，一个母亲曾用过的破旧木箱是当时新房里的摆设。
在家待了３天后，我就返回了学校，老伴回娘家待着。虽说是新婚，可由于学校离家太远，再加之我经常参加组织举办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也就很少回去。有一天，老岳父领着他的女儿赶了近５０里路，把她从家送到了学校。住了一夜后，我就把她送走了。她在学校里，我一来怕影响学校的工作，二来怕在同事们中间影响不好。老伴很不愿意走，将她送出ｌ里多地后我就返回了学校。现在看来，这确实有些不合情理。
１９５８年，在“整风运动”中，我被打成“右派”。我当时受到的处分是：保留公职，保留工会会籍，开除团籍，降职降薪。处分后，我被组织分到另一所小学任教，同时还要接受劳动改造。老伴作为“右派夫人”，自然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歧视、冷遇和摆布。最让她痛心的是，我在参加完“整风”会后，两个月都没有回过家。记得有一次，她带着家人舍不得吃的油炸食品步行几十里路赶到县城来探望我。可谁知得到的答复是：“他是‘右派’，正在接受改造，不准会见。”她说尽了好话，甚至乞求别人，可最终还是没有争取到和我见面的机会。后来她说，那天也不知是怎样回家的，一回到村里，她硬是把眼泪往肚里咽，强装笑脸和乡亲们寒喧。可那天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在我被打成“右派”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夫妻俩虽身处同一县城，但见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家里，老伴一方面要料理家务，另一方面，作为“右派家属”，她还要参加组织上指派的劳动任务。那时各地都在大搞工程，生产队需要的劳力多，老伴时常“转战”各个工地，从离家十几里到几十里地远的工地上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面对各种不幸遭遇，有“好心人”劝老伴：“赶紧和你的‘右派丈夫’离婚吧。”对此，老伴总是一笑置之，始终用一颗宽容的心默默地承受着不幸。
到了１９６２年年初，我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掉。根据组织安排，我成了葛寨乡烟涧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每月领取７元的工资。我和老伴也终于获得了“团聚”。
能重返教学岗位，我打心眼儿里高兴。但老伴并不同意我当教师，她害怕再被扣上什么“帽子”。我跟老伴说，当教师是我的愿望，我只想干这一行，不管别人怎么对我，我只要努力工作，对得起良心就行。老伴拗不过我，也就同意了。我去学校后，她又照例操持着家务，忙于田间劳作。
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好景不长，“十年浩劫”开始了，我又进入了人生的低谷。先是民办教师资格被取消，接着是参加诸如画漫画、教唱革命歌曲等社会活动的权利被剥夺。有一次，村宣传队长私下让我做合唱队的指挥，过后他竟受到一“造反派”头头的严厉训斥。
在那个年代，我遭遇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失意，生活上也是饱一顿饥一顿。那时在工地上劳动，一天下来，工钱一角多，到头来细粮少得数着吃，一日三餐全靠红薯来充饥。即使吃顿面条，白面也只是点缀，老伴还总舍不得吃，用筷子往我碗中挑上几根。记得老伴在生小女儿的产期里，早上她能喝上一碗白面汤，就算是很高的待遇了。
从１９７９年开始，我才真正找到人生的春天，第一选择仍然是进入校园，重新开始我的教学生涯。
从那时起，老伴也品尝到了时代给予她的欢悦和幸福，但因我是“一头沉”，她仍要替我承担着抚养女儿、操持家务等生活的重担。农闲时间，她又常常带着女儿到学校充当我的“后勤”。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一次次从头再来，我体会到人不能没有精神支柱。在我的教学业绩里，有我的一半，也有老伴的一半，感激之情，怎一个谢字能说得清！
（记录：刘波）
第五卷都没把对方当“老外”
高文燕，女，２６岁
新乡医学院外语部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７日
我是１９９９年７月从郑州大学毕业分到新乡医学院的，马克呢，是那年９月来到中国的。他在英国修的是英国文学和社会学双学士。快毕业时，外国文化教育交流协会组织的活动”你愿意到中国工作吗？”，他很感兴趣，于是就填了表。其实他对中国了解不多，只是觉得自己已经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