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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 作者:作者:李默,刘肖等-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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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我扶他从床上坐起来,由于脊椎上有钢夹板,他弯不下腰,我就在桌上放一只凳子,然后把脸盆放在上面,我站在另一只凳子上给他洗头。
    由于高位截瘫,陈相民的脚已没有新陈代谢功能,像两根干枯的树枝,没有知觉,十个脚指甲成了古怪的“黄毛山”。由于长期输液,他双脚上的针眼发炎、溃烂形成了恶疮,最大的有鸡蛋大,让人看了头皮发麻。每当他父亲为他换药时,别人都会躲得远远的。我打来热水,慢慢地浸泡他的双脚,然后把他的脚抱在怀里,一块一块地将榆树皮似的污垢揭下,一剪一剪地把“黄毛山”剪去。洗完脚,陈相民用被子蒙着头痛哭起来。后来,他多年不治的恶疮在我的护理下渐渐愈合了。 
    日子在一天天流逝,照顾陈相民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一天不去看他,我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我知道,爱情在不经意的时候悄悄萌芽了。
    作为一位生物教师,我非常明白高位截瘫的意义,我想,相民身体残疾,但头脑是正常的,感情是丰富的,他应该有正常的生活。他不能走路,就让我的双腿代替他的双腿吧。
    当我把想与陈相民结合的打算告诉父母时,他们惊呆了,一致表示反对,甚至把远在外地的大姑和三姑也叫来劝阻我。父亲整天喝闷酒,母亲每日数落我。我背后的议论更多了:“孟丽傻了,年轻漂亮,工作又好,非要嫁给一个残疾人。””她这样做是有所图吧?”“他们就是结了婚也过不长的。”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感到压力很大。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我已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就这样,在一片反对声中,我和陈相民结了婚。
    在学校我是班主任、备课组组长,工作很忙。婚后,繁重的家务使我更加忙碌。每天早晨5点钟就准时起床做饭,给相民穿衣,帮他洗漱,就这样还是常常顾不上吃饭就去上班了。下班后,顾不上休息又开始洗洗涮涮,为相民翻身,按摩,体重70多斤的我每天要给100多斤重的相民翻几次身。星期天,别人的妻子会挽着丈夫的胳膊一起上街,而我不能;别人的妻子生病会得到丈夫的呵护和照顾,而我不能。不过,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依然很乐观,到处寻医问药给相民治病。
    后来,在上海通过手术把相民体内的钢板取出,相民能坐起来了。我就鼓励他:“虽然你的腿不能行走了,可你有手和别人没有的毅力,你应当学会一技之长,让自己在精神上站起来。”在我的鼓励和帮助下,相民自学了家电维修,现在他的维修技术还相当不错。我自己呢,这些年几乎每年都受到奖励,先后8次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在事实面前,以前的种种不理解和猜测都烟消云散了,父母感到欣慰了,同事和朋友们也都说:“孟丽真不简单!”
(记录:崔玉鸣  汪洁) 
第五卷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柴向武,男,35岁
镇平县城关镇一小教师
口述时间:2002年1月25日
    我一直想为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贡献点力量。1996年,团中央准备组织第二批青年志愿者到山西扶贫,我立即写信与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协会联系。恰在这时,南阳市政府抽调部分教师和科技人员到市属的4个贫困县支教,我有幸被选中。1997年2月,我被南阳市政府分配到淅川县寺湾乡中任党支部书记。
    寺湾乡中最初给我的印象太差了,两扇大门东倒西歪,乾隆时期的破庙房里还住着十几位老师,外面下大雨时,里面下小雨。一幢设计四层高的楼房盖两年多只盖了一层,四壁爬满了青苔。全校1200多名学生,没有一间宿舍和学生食堂,除镇上的学生外,其他学生全部在校外自己租房子住,自己做饭吃。学生打架斗殴,女同学晚自习被劫持现象时有发生,学校的校长5年换了6任。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交替中,我被推到了学校领导岗位上。
    我一方面安定人心,稳定教学秩序,开展正常教学活动,另一方面找老师们谈心,了解学校的情况,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我先同乡政府领导协商,共同出面把学校隔墙的乡供销社大院租过来,改造成女生宿舍,解决了教师、家长们最为头痛的问题。
    面对两年多只盖了一层多的教师办公楼,我多次找到乡政府领导,请求及时把全乡集资建楼的资金拨到位。也许是一个外乡人的诚心所至吧,大楼终于又开工了,并于1997年8月底最终完工,解决了教师办公、住宿两大难题。为美化校园,楼前的破庙和部分树木需要拆除,当时有很多人想来占便宜,个别教师也想要庙房的木头做“老屋”。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对庙房和树木进行公开拍卖。公开、公平的处事原则赢得了广大教师的信赖,我也成了教师们的知心朋友,课余和晚自习后:我的住室里经常笑声不断。    
    1998年,市政府要对寺湾乡进行“普九”验收,为争取验收一次合格,我投入大量的精力来改善硬件设施。半拉子工程完工后,我又到县教委积极争取项目,同乡政府领导协商,再建一幢教学大楼和一个标准化的大门。1997年腊月十八,下着大雪,我和乡里领导一块坐车到县教委争取义务教育专项资金,到雷锋崖车坏了,当时已是下午5点多,距县城还有30多里山路。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事,留下司机看车,我们几个人冒着大雪,在结冰的山路上艰难地前行。我根本走不惯山路,何况是大雪天,也不知摔了多少跟头,乡政府的李乡长戏说我是“摔跤大王”,一直走到凌晨两点才到达县城,浑身像散架了似的。教委领导第二天听说我“爬雪山”的事后,一直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做这么多年领导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资金的事你不用再跑了,马上拨到位。”
    第三幢楼招标也遇到了麻烦。当时乡里有两个工程队,正在竞标,学校所在地村支书带领一帮人冲进来,嚷道:“听说学校要盖楼,我们也要竞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村根本没有建筑队,他们很显然是在胡闹。我在好言相劝无效的情况下,当场发了脾气,指着村支书说道:“你的孩子,你们村的孩子在哪儿上学?你是想让他们住土屋,还是在楼房里上课?我为啥要盖楼房,难道我的子女还会来你这个地方上学吗?”几句话说得支书不吭声,领着一帮人走了。在场的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因为村支书别名“四怪”,是有名的“地头蛇”。楼房终于得以正常施工。
    寺湾乡中,我真的对她付出很多,所以我才会对她深深地眷恋着,难以割舍。
(记录:曹占武)
第五卷一生的梦全在讲台上
段星灿,男,76岁
洛阳市第二师范学校离休教师
口述时间:2002年2月1日
    岁月真是无情!假如说这近60年的风雨沧桑宛如一梦,那么,对从教人生的热烈向往和苦苦追求,就是这梦的全部内容。
    初做“孩子王”,是在1943年,在新安县城南的梭罗沟,当时我17岁,只有初中一年级学历。说是老师,连第五册算术也不会教,还要麻烦校长每隔一两天从主校过来替我上。我就常给小学生们讲艾青的诗和《大公报》副刊的散文,讲延安,讲列宁的故事。第二年春天,日寇占了新安,我的第一次从教经历就此结束。秋天,我参加八路军后,梭罗沟厚道的老乡还给我这“不合格、乱弹琴”的老师,用毛驴往渑池老家送去了200斤小麦。
    1944年冬到1945年春,在渑池和新安,关心我的地下党和八路军的同志,先后两次让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但我又两次被取消了候补党员资格,因为我不服从组织分配——去渑池的豫西公学任总课代表兼俱乐部主任和去新安做农会工作,而固执地还要去当小学老师。
    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刘邓为首长的军政大学学习,辗转在太行一带。指导员很重视时事学习,让我当了每天两餐时的读报员,给同学们读报。1947年初春的一个大风之夜,在一盏小油灯前,我正式宣誓入党了。那天,指导员说:“你虽是学员,却起到了教员的作用,同学们不是也都叫你‘段教员’吗?”因此,到年底毕业时,我虽然要求上前线杀敌,却被上级留在政教系当助教。还是那句话——“你是个教员的材料!”
    1955年,总政组织部点名调我进京,我的第二次从教经历就此结束。
    1956年,我因“鸣放”了一大堆言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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