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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老师就过来对我说，你怎么提问最后一排的学生，后排学生学习都不好。我笑笑没说话。父亲当时也被我的表现气得够呛，不过他没说，我就是不想通过试讲。
可是，乡里的通知还是下来了。２０００年４月，我垂头丧气地走进了我们村小。学校还是我毕业时的那副模样：没有大门，没有厕所。学校１１个班，只有１９名老师。学校没有开设美术课，我的专业也就没用了。我到校先教了两周的三年级语文，接着是两周的四年级数学，后来教五年级数学，才算是稳定下来。
刚开始的一个月，那感觉真是难熬啊！每天回到家，就悄悄躲在自己屋里哭。只要一有空，哪怕只有几个小时，我就会骑车２０多里，赶到县城，再从县城坐车跑到周口，到报社去坐坐。
２０００年５月，学校发工资了，跟我一块来的都是２００元，可我是１００元。我跑去问校长，他也不知道咋回事。校长又跑到乡里问，人家说是我当初试讲没通过，现在不是正式聘用。我生气极了，试讲没通过，为什么还要通知我上课。回到家我哭得不得了，跟父亲说不干了。校长也到家里来做我的工作，他舍不得我走。他说乡里只发１００元，那１００元我们村里给你出，他还说帮我解决转正的问题。在大家的劝说下，我又回到了学校。
２０００年６月，我听说周口另外一家报社招聘编辑、记者，我又坐不住了。考试那天不是周末，我先到学校请假，然后匆匆忙忙赶往周口，等我赶到时已是９点半，人家已开考一个半小时了。我找到一位认识的老师帮我说情，报社才同意我参加考试。但走到考场门口时，我犹豫了，看看里面那么多人，想想比自己有才的人多的是，我能行吗？想到这，我转身离去，悄悄地又回到了学校。回来后的那两天，我感觉自己好像丢了魂似的，干什么都没劲。
从那以后，我下决心再不去周口了。可每当接到原来报社同事打来的电话，我心里总有几天平静不下来，不能安心上课。后来，只要是从报社打来的电话我干脆就不接了。慢慢地，我开始把精力转到孩子们身上。学校没有美术课，我就先在我们班开设美术课，后来又开了音乐课，增加了课外游戏。我感到孩子们开始喜欢我了，他们在我眼中也变得可爱了。
一转眼，我在学校工作也已一年多了。提起以前，还是有些伤感，但已是很平静了。去年教的五年级学生如今已经上了初中，有些学生还会经常趁周末到学校、家里来找我，跟我谈学习、生活。我现在很满足，也许，将来我会换地方，但职业是不会再变了，对教育我已是死心踏地了。
（记录：侯军锋）
第五卷我和我的露天教学
贾留兰，女，５６岁
社旗县唐庄乡冀岗学校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４日
１９６３年，１７岁高中毕业后没一个月，我就当上了孩子王，在方城县券桥乡当时是公社史庄小学教学。
那时，在村民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两条河流夹史庄，一下大雨成汪洋，桥板搭石全冲跑，家长背娃把学上。”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村党支部决定在史庄开设１－３年级复式班，让我来教。教室就是村后的麦秸房。
１９７５年夏，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造成洪水暴发，把我们的教室冲塌了。望着一片汪洋，我茫然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一群满身是泥的孩子围着我，七嘴八舌地问：“老师，没有教室，咱们咋上课呀？”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我哭了。家长们找到我，说：“留兰，你还是继续教吧，我们支持你！”
孩子们的要求，家长们的支持，让我感动不已。我想继续干下去，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直到开学前，我突然想到，没有教室，在我家里上课不也行吗？想到这，我心里一振：只要能上课，有没有教室都行。这天晚上，我跑东家串西家，一连跑了几十家，征得了家长们的同意。
第二天上午，孩子们都搬着小凳子，挎个小书包来到我家。从此，露天教学正式开始了。院子里，河岸边，大树下，到处都留下了我和孩子们的脚印，飘荡着朗朗的读书声。那时，我年轻能吃苦，又爱好文艺，课间或课余，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唱歌，做游戏。我还经常编写一些表演剧、小快板、三句半、对口词、顺口溜及演讲稿，组织学生排练。我们自编自演，自娱自乐。
我家院子小，上课时，粪坑、猪圈、厕所旁坐的都是孩子。春秋天还好说，但一到冬天就难了。雪花无情地打在孩子们的头上，脸上，身上都变白了，手脚也冻得不灵活了，牙齿格格地响，但他们一动不动，双眸凝视着小黑板，专心地听讲。目睹那情景，我全身每根神经都被触动了，一股股暖流涌遍全身，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疲劳，忘记了病痛，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天气特别不好时，我也在屋里上过课。３间房子容不下５０多个学生，只好轮流听讲。墙壁、立柜是我的临时黑板，水缸、案板、锅台、床铺成了孩子们的临时课桌。阴雨天光线不好，我买来煤油灯、蜡烛给学生照明。村里人给我们编了顺口溜：“露天上学难上难，老师家里娃娃山，水缸案板是课桌，立柜墙壁当黑板。”
我用的黑板是箱子盖改做的，它每天与我相伴。我走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夏天，骄阳似火，我带着孩子们在河边小树林里上课，挂在树杈上的小黑板在微风中左右摇晃。稀疏的枝叶遮不住那烈日的强光，树上的知了叫得让人心烦。有时东南风一来，会在河滩上掀起旋风，卷起的沙土迷住我们的眼睛，睁也睁不开，进到嗓子里，吐也吐不出，只好咽下去。天长日久，孩子们的小脸晒红了，皮肤变粗糙了。
１９７９年夏季的一天，我和孩子们正在一片小树林里上课，突然一阵狂风，天霎时变得昏暗起来。我赶紧让他们躲到附近的一间破房子里。地方窄，孩子多，大家挤来挤去。一道道闪电不断，一阵阵雷鸣不停，雨水很快从房顶、墙缝中渗进来，打湿了孩子们的头发、衣服，打湿了书本。房子似乎马上要塌掉，孩子们很害怕，挤得更紧了。他们哭着说：“老师，咱村啥时候才能有个不漏雨的教室呀？”听了孩子们的话，我一阵心酸，泪水、雨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仿佛看到远处有一座崭新的教室，孩子们正在那里读书呢！我对孩子们说：“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
孩子们在雨里的问话，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里。我一次次请求村干部批准盖教室，直到１９８２年，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教学楼才盖起来。从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２年，我干了６年多露天教学工作，苦是苦了点，但让我自豪的是，这些学生中后来有十几个考上了大学，有的还读了硕士、博士。
（记录：侯薇）
第五卷他们都说我不简单
孟丽，女，４６岁
开封市第十五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２日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８日这一天，我成了陈相民——一位高位截瘫病人的妻子。
１９７６年，我２１岁，到开封市第十五中学任教，担初中生物课还兼一个班的班主任。后来，在我们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就是陈相民的弟弟——陈相军。
我第一次见到陈相民是因为一次家访。当时，陈相民的父母还没有下班，只有他在家练习“走路”。他告诉我他是陈相军的哥哥，两年前因公脊椎受伤，造成高位截瘫。看到他在铁制的双杠中努力而艰难地行走，我感到他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
１９８１年，陈相军中学毕业想参军，但一想到家中瘫痪在床的哥哥，他又犹豫不决了。他找到了我，我说：“相军，你去吧，参军是好事，家中的事有大家呢。”
那时，陈相民的父母工作忙，能和他交流的弟弟也参军走了，他很苦闷。我去看他时常给他带些书，帮助做些家务活儿。在交谈中，我发现陈相民虽身有残疾，可思维敏捷，谈吐幽默，话语里透出遮掩不住的才华。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但不幸没有把他击垮，我要帮助他。从此，我就成了陈家的常客。
有一次，我看陈相民的头发脏了，要给他洗，他不肯，我说：“看你头上的灰，洗下来能上两亩地。”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只好同意。我扶他从床上坐起来，由于脊椎上有钢夹板，他弯不下腰，我就在桌上放一只凳子，然后把脸盆放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