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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开煤矿，其实也没有经过认真测量，我们在几个老煤矿工人的指点下，自己搭帐篷，栽电线杆，愣是在荒山野岭建起了根据地。这儿挖挖，那儿刨刨，嘿，还真让我们挖出了煤来！那时矿产资源可没有现在管得这么严，这事要放在现在，准保不让我们挖。煤矿辉煌的时候，有过３００余名工人，工资什么的也都挺富足。
但由于交通不便，地方狭小，再加上煤炭市场的不景气，挖出来的煤无法及时运出去，全都堆积在煤场上，一个煤矿就这样没落了。这时我下山去教书的念头又产生了，可有个同事说：“你咋恁憨哩？学校工资一分不少，这儿每月还有几百元的补助，再说，存放的那么多煤，还不够咱们零花销？”可是不行，到学生中去的愿望越来越强。这时候学校校长已换成了我的老师苗先祥，在我的一再要求下，苗校长把我召了回来，安排我当了学校的现金保管和司务长。我不乐意，非要去带课，就偷偷地让学校的教导主任给我安排了一个班的语文课。心想，这下可好了，只要让我继续教课，啥都好说！
就这样，１９９８年７月，我又回到了久违的课堂。可教了一段时间以后，并没有取得我想像中的那些成功。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受社会上不良风气影响，部分职业高中学生到校后不思上进，有些教师也安于现状，打不起精神，甚至有个别职高学生连乘法口诀都背不下来，这怎么能行！我很焦急，束手无策。
冷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找到一种科学而又简单易懂的教法，让学生既学得快，又记得牢呢？为此，我整天苦思冥想，茶饭不思，再加上性格上的原因，我成了孤家寡人，社会上说什么的都有，什么不自量力，什么不务正业。
大部分教师注重教法的研究，只注意怎样讲清楚，忽视了学生的课堂掌握情况。我发现学生成绩不好是因为学习方法和认知记忆规律不能和教师的教法相契合，不同的人对感觉器官使用的偏好也不同。发现这一点之后，我有意把学生分成几种类型，然后选择他们比较喜欢的方式去授课。我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加强了动作表演。上语文课时，对词语记忆、课文理解，我都让学生进行动作表演。《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文中“雪下得紧”的“紧”字，有人表演冷得哆嗦，有人表演手遮头紧跑；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的表演更是精彩，教室成了武馆，教师成了裁判员和解说员。在学生兴趣盎然的表演中，教师的赏析必然会深刻地印在学生心中。试了一段时间以后，效果出来了，学生们都反映在课堂上记住的东西多了，好像脑子比以前好使了一样。我把这个课题的名称定为《遵循记忆规律，科学地设计教学过程》，在２０００年中国职教学会职业高中委员会的重点教研课题评选中被评为二等奖。
２０００年７月，我市中等教育结构进行调整，决定将市成人中专和市一职高合并，这时我想，何不趁此机会，用我的课题研究去加强小学阶段的基础教育呢？于是我就向学校提出了调离申请，很快被批准，可当我去人事部门开调令时，却被告知由于原单位账目未交清，人事关系暂时冻结。回原单位上班吧，似乎不大可能，我便踏上了漫漫求职路。可由于我没有工资关系，再加上人们对职高教师的不信任，我虽东奔西走，吃尽白眼，工作还是毫无着落，几个月后，我才到了亚桥二中当一名临时代课教师，结束了半年来闲居在家的日子。
回想起以前走过的路，有许多选择当时都不被人们理解，但我愿意当这样的“傻子”。人这一生就得有这股傻劲，哪里有“矿藏”就往哪里钻。
（记录：张中联）
第四卷这学校盖得我债台高筑
田壮福，男，５８岁
虞城县闻集乡田庄小学校长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９日
１９９４年，我因胃癌在北京开了刀，以后，就一直在家歇着。那几年，我瘦得只有７０来斤，连路都走不成了，村里没人认为我能活到今天。到了１９９８年，我才勉强能跑慢步。就在这年暑假，县教委查封了原来的学校，不准孩子们再在危房中上课。可是，老学校查封了，新学校又没影，弄得秋季开学时，孩子们没地方上课，只好七拼八凑地找民房。这里一个班，那里一个班，散得到处都是，教学质量很快就下降了。
１９９８年底，乡里的赵书记找我，说，老田，根据你们学校的情况和群众意见，你一定要上班。我说，我身体不好，一直在病休，现在也该退了，就算了吧。可赵书记不依，说，你要为村里的核子们想想啊。转眼到了来年春天，教办室主任朱声振也到我家找，让开学就上班。我说，学校现在划危房了，我怎么上班？他说，你找找大队，再盖吧。我说，盖也不是一句话呀他笑着说，你发挥发挥余热，想想法子，我支持你。你支持我钱吗？我问他。他说，我精神支持你，钱上，我跟你一起跑。我说，那也成。
这时，大队也找我，让我上班，可我还是那句话，你不盖学校我不上班。大队一听这话，急了，说，盖，用啥盖？我说，集资盖，咱跑跑，向上级要点，再让群众集点。随后，我就到县里问干建筑的三兄弟，盖两层２６间教室的教学楼要花多少钱。他说，你要让县里盖，３０万元出头；本村本土的人干，２０万元就差不多了。我把这账跟大队一说，大队说，这么多钱，上哪弄，不行再把老学校收拾收拾，将就将就吧。我说，你要让我上班，就得盖房子，这样对付不行。大队看我较上了劲，也下了决心，说，你要真上班，咱就想法盖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８号，大队动员村里的党员、致富能手、在外工柞的人，在现在的校址上开了个捐资大会。当时。赵书记、胡乡长各拿了５００元，教办室的朱主任拿了３００元，商丘市教委田启义主任提前一天到田庄，搁下了１０００元。这样。大会开得很成功，共收到两万多元捐款。在此基础上，由群众投票，成立了一个建校委员会，盖楼买东西的事都由委员会办。有了这些钱，我们先把建楼用的钢筋买来，砖、沙、水泥、楼板等，由大队和我出面赊。到４月下旬，开始填坑打地基。因为划给学校的这片地原来是一个大坑，所以，那地基打得可真够难，整个是一层砖，一层水泥，硬是一点点垒上的。从开始盖那天起，我和民选的建校会计两个人就一直监督着，白天夜里都没敢好好休息。
到１１月份天凉了，正是用劲的时候，可盖到第二层时，师傅们却不想盖了，因为从开始盖楼到现在，一分钱没给过人家。盖咱的楼，连盖村民的都不如，别说没钱给人家，就连一根烟也没得吸，喝点茶都得我老伴儿给烧。领工的老板说，我们不能一直这样盖呀，多少总得给点儿吧？我说，就给就给。可正好这时别的乡因收群众的集资款出了点事，县里就说不管干啥，不能收群众一分钱。我一听这事，头一下子就炸了。天哪，这么大的工程，叫我咋收摊啊盖楼的木料是我堂兄弟出的，他自己垫了两万多元，咱总共才给２０００元；砖、沙、楼板、水泥也都是赊个人的，赊的时候说种上麦就给钱，可竟出了这事。领工的老板自然知道两万多元钱能干成啥事，所以，说啥也不再干了。实在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出面贷了１万元钱的私人高息款，１分５的利，算是暂时糊弄住了人家，又干了一段，但到１１月底还是停工了。
一直等到１２月下旬，还没一点办法。这时，有人出主意，让到省里找当领导的老乡，看能不能想点办法。省教育厅的一位领导曾在我们这儿上过学，也算老乡，所以，我和另一位老师就到教育厅找他。头天去，领导不在家，我们只好住下，等第二天再去。可一问附近的旅社，两个人最便宜的也得１２０元，价钱贵得差点把我们吓死。我就问一位出租车司机住哪儿便宜，他说那得到郊区。他把我们拉到一家旅社，一问，最低也是每人２０元。没办法，我们也只好咬咬牙住了。第二天，我们没吃饭就过去了。领导听我把情况一说，又见我瘦得不成人样，就说，唉呀，我太同情你们了，可现在我实在拿不出钱来，要是你早来点，兴许能找个三两万给你救救急。我说，那我们回去也没法向乡亲们交待呀。这样，领导给写了个信，让我们回去找县里领导。我从郑州回来就病倒了，信让朱声振拿走了。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