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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的泪水来浇灌家乡平静的果园生存无须洞察大地自己呈现用痛苦来重建家乡的屋顶
（记录：李若）
第一卷实话说到了中央台
赵志伟，女，４４岁
郑州一中校医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７日
为啥要去《实话实说》参加“离婚以后”这个话题的讨论？我这个人爱出风头，从小就爱。不管大事小事，我总觉得，只要能表现自己就中。去年１０月份吧，从电视里看到了“离婚之后”的讨论预告，我想，别的话题也许咱说不上话，但这个话题咱确实有啥可说。我把自己离婚以后的做法简单整理一下，写了５条，主要内容是：一、离婚以后把这件事迅速地告诉自己的所有熟人和朋友。二、在告诉他们这件事时，把自己的痛苦和不满都发泄出来。三、离婚以后要更加努力地工作，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四、组织同学聚会，高高兴兴地生活。五、离婚以后要更加注重与孩子沟通感情。
在给中央电视台寄出这封信之前，我先叫学校的同事看。他们跟我开玩笑：“就那吧你，别以为你在咱学校怪张精，就能到中央台张精。咱国家这么大，还能显着你？全国张精的人多了！”后来，从北京做完节目回来后见到他们，我说：“咋样，咱不是也到中央台张精了一回？”他们仍然调侃我说：“中央台真是找不着人了，实在是没人了，没人了。”
其实把信寄出去后，自己也没把这当回事儿。后来接到《实话实说》节目组的编导张虎迪找我的电话，还真有点儿意外的兴奋。人家编导的话说得很诚恳，说我的信积极，健康，乐观，问我去中央电视台谈这个话题有没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我说，没有啥困难。他们详细询问和了解了我离婚前后的情况，对谈话节目中将涉及到的问题都进行了讨论。
这样的长途他们一共打来两次，每次都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真是非常敬业，认真，考虑问题非常周到，叫我十分感动。节目你都看了，想说的在那里都说了。
节目做了近两个小时，最后剪辑成了半个小时。人家的编辑水平就是高，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剪辑压缩的痕迹不说，还更精炼，更好看了。
对，电视播出时我谈的主要是前４点，第５点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播出。我觉得对于离异家庭来说，做好最后这一点很重要。
记得我女儿刚上高中时，她的老师跟我说，她在作文里写到了自己家庭的现状和她的痛苦心情。我想，我失去了丈夫，不能再失去女儿。我要让女儿知道，她的母亲什么事情都能承担，什么事情都能做好。我请一位搞书法的人给我写了个条幅：世上无难事。我把这条幅挂在家里，这其实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凡是女儿需要我做的事，只要我能做的，都尽一切可能去做好。
一次女儿班上开联欢会需要音响，女儿是班上的干部，回家来让我想法儿。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没有音响，我四处借也没借来。后来，我想起学校的小会议室搁着一台五六十年代出的老式音响，电子管的元件，又大又笨，平时都没人用。我麻烦电工，给女儿班上抬去了。班上的孩子没见过这样的音响，他们都笑，这是什么玩艺儿？谁知，这老式音响音质特别好，他们班音乐一放，别的班听见了，也要和他们班一起联欢。女儿很高兴，她曾对别人说：“没有我妈妈办不到的事。”
在与孩子的感情交流中，我觉得我主要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女儿上高三那年，我对女儿班上的一位任课教师说：“我女儿考上考不上大学不要紧，只要你别吓着她就中。”我真是这样想的，她考不上大学算拉倒，高中毕业，到哪儿考个工都行。高考前一星期，人家都紧张得冒烟儿，我们俩还一块儿去逛银基商贸城。女儿对我说：“妈，碰见熟人别说咱去逛商店，就说去买书。”由于她思想上没有压力，高考反倒非常顺利。现在她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广播电视专业学习，《实话实说》节目的主持人崔永元是她和她同学崇拜的偶像。这次和女儿一起去北京做节目，崔永元还对她说：“可别忘了你妈妈那台破音响啊！”临离开北京，崔永元给我女儿题了词：学新闻是学做人。
我女儿非常懂事，知道心疼我，知道对我好。有时想想觉得上帝真是公平，虽然我没有了丈夫，但我有这么好一个女儿。还有我的父母、同事、领导、朋友，都特别好特别好。真的，我除了没有婚姻，别的没有啥不满意的。
（记录：张清平）
第一卷我只受这三回骗
曹保印，男，２７岁
平顶山市理工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２日
大四时，历史系的汪老师找我们系黄老师帮他编一套《世界散文经典》。当时黄老师特别忙，他和我关系特别好，信任我，就把这个活儿让我干了。大四我干了整整一年，暑假都没回家，她（女友）帮我查资料，我写评介。汪老师说让我当副主编，其实这套书四卷的选编作品、跋，完全是我一个人干的，光序就写了一万多字。
我把书稿整好后给了汪老师。出版社出了校样，我又按照原稿校对过一遍。毕业前一个多星期，我去找他问情况。他说这两年散文出得太多，出版社把计划取消了，啥时出版啥时再跟你联系吧。
到平顶山工作了一年多以后，一天我去书店买书，看到一套《世界经典散文》，毕竟我对这些很熟悉，就想看看人家是怎么编的。打开一看，竟然就是我编写的那本！连我当时没发现的作家生平中的错误都没改。但书上没我的名字，也没通知我，没有赠样书，没有付劳务费，什么都没有。
我买了一套书带着去师大找黄老师。黄老师一听很生气，说，走，走，我跟你一块儿找他去。可汪老师不承认，说是他们重新编的。
亏就亏在当时复印的材料太多，毕业时带不走，我想反正书都出了样儿，底稿也没用了，就当废品全卖了。我要告汪老师，可手里没证据。黄老师说，你要告，我可以作证。可我想，咱毕业了，黄老师他们还在一个学校里，早晚碰面也不愉快，就算了。这是我第一回上老师的当。
工作后我除了教学还负责文学社，有１００多个同学。他们学习上、心理上有什么问题，总爱找我咨询。我就想把我跟他们谈的整理成一本书给学生读，不是比我一个一个去说效果好得多？１９９６年我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写了一本《天生我才必有用——和职高生谈心》。
那时我还在平房住，夜里三四点了还亮着灯，我们学校的一位领导就常在窗外问我，小曹干啥呢？三更半夜还不睡？我说，写东西呢。他说，写好了给我看看吧。我说，行。我觉得领导挺关心咱，还想请他帮我找市里的名家写个序，想办法把书印出来。我一写完就送给他看。
过了一个月，我去问领导觉得写得怎么样。他说把书稿放在办公室抽屉里就出差了，回来一看，书稿不见了。我不相信。你是领导，谁敢到你的抽屉里拿东西？我连上他家两趟，还拿着礼品，像求他似的。可他说就是丢了。唉！将近２０万字的书稿连个底儿都没留。
领导５０多了，还不是高级职称。河南大学出版社的一位老师对我说，你太傻了，假如他没弄丢呢？什么时候他修改修改，再以他的名义出版，你也没什么办法。
后来我开始为晚报写民族文化方面的系列文章，领导又要看稿子，我说，你留意看报纸吧。
由于我在晚报写专栏文章，去年５月，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姓朱，通过晚报的编辑打听到我的电话，请我写篇文章，对他和他们学校进行宣传。朱校长说，你只管写，写好了我付给你五六千块的报酬。
文章写好了，有一万多字。朱校长看了说，噫，写得好！比以前写我的文章都好。过了一个月，他又说，他让市领导和一些作家看了，人家都说水平不行，不能发。我想那就算了。
这时候，６月２０日的《教育时报》４版发了我一篇散文《一曲难忘》。收到样报后，往前一翻，我一下子全身发凉。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儿，这一期３版整版登的就是我写朱校长的那篇文章！题目改了，内文一个字都没动，署的是另外两个人的名字。
我当时拿着报纸去找朱校长。他说，我不知道这回事呀，可能是秘书拿去的。我说，不管谁拿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你就该付给我报酬。他说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