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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济应该认为，目前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实还是一条死路；而他却无法找出正确的方向。于是，投了湖。
梁漱溟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不仅仅是不从俗的性格，更多的还是对天下事的责任感。梁济一生从未处于历史的风口浪尖，除了自杀之事稍微引起些注意，可以说很平凡。大半辈子只是做塾师、幕僚，年届四旬方以举人入仕，也不过做些中下层闲官。这类人，一般来说只要自己愿意，任他时局再变，生活可保无虞，尽可以优游卒世，可他却因为对世事的绝望而选择了自杀。这种悲壮高尚的心态在遗书中说得清楚：“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这充分表现了他的骨子里被深深烙上了儒家大丈夫当“兼济天下”的烙印。
父亲的人格无疑给了梁漱溟最深刻的影响：从小便立志做个伟人，拯万民于水火之中。后来梁漱溟回忆童年这样写道：在父亲的感召下，“使我幼稚底心灵隐然萌动着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
这种责任感随着梁漱溟的成长一日日加强，使他小小脑袋中充满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大命题，他写到：“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父子是如此的相似，梁漱溟一度也想过自杀。
1912年6月底，梁漱溟病痛多年的母亲终于得到了解脱，至亲的逝去再次诱发了隐藏在梁漱溟心底多时的魔障——他开始暗暗筹划着离开这个人世。多年后他不止一次提到这段精神迷乱的时期，可每次叙述都有所不同。但有一种记载最能说明问题，他说那时想自杀的原因是“要强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讨厌自己；此原故是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起了自杀念头，只因发觉自己的力量太小，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竟然无法使出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力气。
这其实是每个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都经历过的理想幻灭阶段，然而相比普通人，这打击对从小就立志做圣贤的梁漱溟却格外沉重。同时他的第一份职业——记者，又把这种幻灭真真切切地放大了很多倍，把整个世态的丑恶清清楚楚地摆放在他眼前。他回忆说：做记者期间“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尽不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最苦闷之时，一声梵唱于头顶响起，少年时为探求人生问题而涉猎的佛典在黑暗中大放光明，二十岁的梁漱溟颓然跪倒于释迦脚下。不久梁漱溟便以为得了大彻悟，人生本苦，能解救的唯有佛祖的大慈悲大法力。于是他“决定立愿出家为沙门”，同时开始吃素——此习惯保持终身。
但从小形成的社会责任感仍然时时刺痛这个年青人，他并不能做到心如止水绝缘红尘——那样的“自了汉”是他一直最鄙夷的。禅房中，有的不仅仅只是佛经，百家著作堆了一地——漱溟还是未能忘怀世事，还是致全身心之力为这板荡的人世寻找着药方。甚至可以说这种心情越来越急迫，尤其是1917年南下湖南一行，正值兵燹，沿途触目惊心，百姓苦不堪言，漱溟慨然提笔，做《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热血重新沸腾起来。文中他写道：“今日之宇内更无有具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国之枢机者不在秉钧之当局，而在吾曹！”看来，他已经调整好了心态，准备挽起袖子救济苍生了。
1917年，梁漱溟终于推开那扇紧闭多年的禅门，重新回到了人间。在世人眼里，时隔几年后的梁漱溟，还是那个冷峻中带着高傲神态的小个子，似乎一切和几年前没有什么改变；然而梁漱溟自己知道，这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绝望的青涩后生，而成了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他坚信，自己已经为这片悲惨的大地——哦，应该是整个世界，所有的人，找到了一味灵丹，足以将所有的地狱点化成为天堂。就像他在《究元决疑论》的跋中说的：“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
他现在心中再无疑虑，认为自己已经得了大道——已经是一代宗师。
梁漱溟苦思多年的大道，正是被攻击得奄奄一息的儒学。
他对儒学的皈依，看起来很有些荒谬。由于梁济雅好西学，认定传统文化于中国无益有害，打小对漱溟进行的教育便是西式的。六岁开蒙时，漱溟学的第一本教材不是《四书》，而是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启蒙读物《地球韵言》，后来入的也是新式学堂，接受了西化的教育；直到成年，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竟未一读”。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儒学并不看重，说：“漱溟初入于出世思想时，盖甚薄视孔子，及后乃从此问题证出孔化之至足贵。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其圆满抑至于不能有加……”
何因竟会让一个受多年西化教育的新青年猛然转回到儒学之路上来，外人很难细析，就是梁漱溟自己说来也很有些神秘。据说有天作文，下笔总不如意，思路空前的混乱。他不禁诧异，掷笔长叹。为了清心，随手翻阅案头的《明儒学案》，忽见“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字，蓦然心惊头皮汗出，从此有省，遂弃出家之念。
后来梁漱溟回忆一生，连自己也觉得好笑：“在学校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家哲学。”
这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嘲弄？摇头晃脑背着四书五经长大的胡适，和从小念着太平洋、大西洋、ABC的梁漱溟，怎么到头来却调了一个个呢？
抑或，是胡、梁等等，都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门学说的真谛，却需要来自远距离、甚至是反方向的观察才能真正体认吗？
其实梁漱溟的推论过程与陈独秀等时代弄潮儿基本相同，都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直至辛亥革命后的混乱这延续的一连串惨痛教训中看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下同）英雄所见略同，都发现不仅仅铁甲、火炮、声光电是皮毛，就连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也一样是枝叶；他们顺着藤一路摸了下去，都摸到了最后的根本：“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所以他们都认为，中国的种种不成功，“全然不是一个人的罪过，全然不是零碎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伦理思想——人生哲学”，“对此种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则所有的改革皆无效用”。所以，“现在最要紧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问题”。
在梁漱溟看来，这个问题有三种解法：对传统文化的摒弃、调和，或者进行改造使其重新翻身。当时主流在于前两种方法：激进些的说中国的症结在于“自己不长进”，“乃至道德都不对的”，应该连根拔去，整出沃土来栽培西方先进伦理；沉稳些的则试图调和中西，以求通融；而梁漱溟却提出了独特的观点。
他以为，人类有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变换自己的意思调和持中”、“反身向后要求”，分别以西方、中国和印度文化为代表。用个比喻，有人得了间漏雨的小房子，西方文化是想尽一切法子补好漏洞；中国则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将漏雨化作一种诗意，做到随遇而安怡然自得；印度更干脆，如鸵鸟般把头扎入沙中，取消这个问题：有这房子吗，要这房子吗？
他并不认为中国和印度的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而认为目前“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他却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