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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手段就更多了。从穿长袍的风水先生到西服革履的摩登堪舆家，从街头术士到西洋占卜大师，团团围住袁世凯，口口声声天命不可违、真龙下凡，如此这般几月黄汤灌下来，还有几人能仔细对着镜子照照自己到底长什么样呢？
当然，袁世凯这样的角色，外人的影响再大也是次要的，根本在于，他自己血液中流动着永不满足、永不能屈居人下的野心——这倒是不折不扣遗传给了袁克定。打个比喻，对于袁世凯，只要眼前有更大的果实，无论手里已经到手了多少够不够吃，都要费尽心机再去采了来。他的生命，原本就是一个攀缘和攫取的过程，他永远无法忍受寂寞。当上大总统后，天底下能诱惑他的只剩下了一样东西：皇位。可以想象，假如帝位巩固，他应该还得想着法子折腾，像秦始皇那样追求长生不老。
天命民意私心皆不可违，终于，袁世凯决定，于1916年元旦登极。
也许说这样的话可能会令很多人勃然大怒，但我以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除了他本身贪婪的野心和私党的蒙蔽撺掇外，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或者说，还有一些不得不如此行的苦衷——起码在袁世凯看来可能是这样。
我们不能把一代枭雄想象得如此简单如此机械。
辛亥革命枪响，南北合力，轻轻松松逼清室退了位；诸先驱一鼓作气，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体移植到这片陈旧的土地上，中华民国终于呱呱坠地。
其间的恩恩怨怨不再多说，反正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取代孙中山成为大总统。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南北统一。
之后，很多教科书开始这样写：“袁世凯一当上临时总统，即别有用心地下令裁军；接着命令南方各省将大部分军队遣散……使南方革命武装力量大大削弱，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中国通史》卷20，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用说老一套的“狡兔死走狗烹”、“杯酒释兵权”之类所谓的封建统治权术，大家都清楚，无论哪个新成立的国家，只有中枢能做到掌握大局，运转政事如以头使臂以臂使指，方能算是真正站稳了脚跟，算是真正开了国。地方一门心思筹划着发展自己的势力，无论如何对整个国家都是不利的，随时有崩析的危险。
当时摆在袁世凯面前的，有两个最重要的任务：一是集权中央，二是把这权力分配出去。分配权力不必多说，无论是谁，都想把它交给亲信、忠于自己的人；以排挤异己来论定袁世凯包藏祸心也许有失公允。至于说袁世凯削弱南方武装是“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话当然不错，可谁希望自己统治的地盘坑坑洼洼，这里一道寨那里一个坎呢？而当时袁大总统治下的国土，说是统一了南北，却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北京政府对南方很多省份，如苏、赣、粤等，实际是鞭长莫及，集权任务很是艰巨。不说别的，刚开张的北京政府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可如今南方各省却将原本应该上缴中央的税收几乎完全截留自用，吃饱了抹干净嘴巴等着看老袁两手空空变戏法呢。
且不提南方。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束缚下的袁世凯看起来风光，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民国根据《临时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颁令，必须由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这一规定使国务员有效地限制了总统的权力；而参议院作出的决定，大总统却必须执行，即使不同意，只要“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仍执前议”，总统还得执行。这种制度的确体现了民主，但不可讳言，当时内阁和总统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更多的是带有浓厚的政党偏见，甚至是私人恩怨。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民主人士看来却是很满意，他们似乎认为分党相争才是民主，才是共和国最好的气象。于是无论什么法令出台，先得吵吵嚷嚷争论一番，管你误不误事；有时国会纷争，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
戴着紧箍咒的袁世凯甚是苦恼，他觉得这种制度下事事不顺手，有次在一份文件中透露了这种心情：“一年以来，国中待治极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众望”，他做为大总统已经仁至义尽，“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院”，而议院却是“党见既纷，意存掣肘，提出否认，至再至三……”
这种情况连一些革命党人都看不下去了，章太炎就曾说：“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谋，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曰议院，实为奸府！”呼吁“宜请大总统以便宜行事”！孙中山也对此表示了同情：“其今日欲办之事，多方牵制，诚不易于措施也。”
撇开政见之争，也暂且不计较手段的优劣，若想真正能使政令号行全国，统一政局，平心而论，袁世凯想集权的目的不谓不合理。不是连宋教仁都准备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自己当总理，掌握全局吗？
所以袁世凯一登台便展开手段，熟门熟路地开展一系列集权中央、集权自身的动作——“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
孙中山说袁世凯的手腕不免“稍涉于旧”，其实对袁世凯来说，手腕根本没有新旧之分，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招数都可以使。革命党人想用几条约法捆住老袁，就如同想用灯心草拴条大牯牛，实在是太天真了。袁世凯从小便不受任何教条约束，循规蹈矩的八股文章便做得极臭，使教他作文的张謇苦着脸连修改也无从下笔；对被孙中山等人视为至高无上的约法政体什么的条条框框，他的对策很简单：“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自我。”
凭着在大清朝历练出的本事，袁世凯修改约法，扩大总统权力，一步步走得还算顺利，尽管身后骂声不绝，却不甚痛痒。没费很大力气，袁世凯只用一两年功夫就取消了掣肘的责任内阁制度，当初那个几乎是空有其名的虚职总统，摇身一变，成为名副其实掌握所有大权的大总统。
当然手段的确不堪，金钱美女、暗杀恫吓，甚至敢明目张胆地逼着愤愤不平的议员一天投三次票，直至使他老袁得到法定当选正式大总统的票数。别说三次，如果需要，四次五次也得选下去，不怕你不选我老袁——不选的不给东西吃，不准出去。饿还好说，谁能忘了那些烟瘾大发的议员涕泪横流打躬作揖的狼狈相？
可饶是袁世凯使出浑身了解数，效果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国事仍是一天天坏下去。尽管京中政局在他的强压下看起来老实了许多，可地方武装势力却始终无法削平，反而日甚一日地萌发着大大小小的异心。一系列精心的筹划，如废督、虚省设道、文官政治，想削弱各处军阀，简直是与虎谋皮。一斤政令发下去，最多执行二两，甚至暗中扔还给你一斤半。袁世凯自己很清楚，胜利的光芒下其实隐伏着越来越大的危机：尽管他轻轻松松镇压了二次革命，可实际上在平定中却养大了手下的野心——扩张了地盘的部将渐渐开始明里暗里违拗指令。他只能无奈地看着连自己的北洋都一步步走向一盘散沙。
这么多年来，一直坐在台下搞些拆台柱、挖墙角、摔火盆子、激雄鸡相斗之类权术的袁世凯，如今自己端坐在台上光着膀子承受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一日日焦躁起来。据说他常常独坐居仁堂，喃喃自语：“这共和是办不下去了。”
他仰起头，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吊灯射出的明黄光射入眼睛，袁世凯突然觉得精神一振。他记起了另外一种力量，一种即使是当年他的势力盘根错节遍布朝野时，只凭着一纸诏书便能令他立时手无寸铁的力量——皇权。他的血液马上沸腾起来，顿时觉得国家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命运原来如此一致、如此密不可分。他决心把这种力量从凄惨的冷宫中重新寻找出来，浣洗一番，注入自己的脉管里，使这双已经有些无力的大手重获无上威权，重重地压住这躁乱无序的天下。
那一系列复古官制、尊孔祭天的行动不过只是前期热身，真正的开场锣鼓居然从海外传来。1915年8月3日，北京《亚细亚报》上刊出了一篇论文，《共和与君主论》，作者是哥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