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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现在正从异常的繁荣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着对前途的巨大担忧，尽管这种说法有些
奇妙。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繁荣，有赖于亚洲经济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这两股潜在势力的
增加，这种繁荣正不断呈现出新的形态。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所希望创作的严肃文学，与反映东京泛滥的消费文化和世界性从属
文化的小说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界定我们日本人自身呢？
奥登①为小说家下了这样的定义：他们“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浊中污浊，／如
果可能，／须以羸弱之身，／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我长年过着这种职业作
家的生活，已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弗兰纳里·奥康纳①语）。
①威·休·奥登（１９０７—１９７３），出生于英国的美国诗人，著有《新年的信》
（１９４１）和《不安的时代》（１９４８）等诗作。
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我想从乔治·奥威尔②时常使用的形容词中挑选“正派
的”一词。奥威尔常用这词以及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洁的”等词来形容自己
特别喜爱的人物形象。这些使人误以为十分简单的形容词，完全可以衬托我在“暖昧的日本
的我”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暖昧”一词，并与它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
形象，与日本人所希望呈现的形象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①弗·奥康纳（１９２５—１９６４）美国女小说家。
②乔·奥威尔（１９０３—１９５０），英国小说家、社会评论家，著有《一九八四
年》（１９４９）等讽刺性作品。
倘若我将“正派的”人这一日本人的形象，与法语中“人道主义者”的日本人这一表现
重叠起来使用的话，我希望奥威尔不会提出异议，因为这两个词都含有宽容和人性之义。不
过，我们确实有一位前辈不辞辛劳，为造就这样的日本人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他，就是研究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思想的学者渡边一夫①。在大战爆发前夕和激烈
进行中的那种爱国狂热里，渡边尽管独自苦恼，却仍梦想着要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
到自己未曾舍弃的日本传统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这是不同于川端的“美丽的日本”的另一
种观念。
与其它国家为实现近、现代化而不顾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识分子以一种相互影响
的复杂方法，试图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欧同他们的岛国连接起来。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
作，却也充满了喜悦。尤其是渡边一夫所进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②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①渡边一夫（１９０１—１９７５），日本的法国文学专家、评论家，东京大学名誉教
授，大江健三郎的恩师。
②弗·拉伯雷（１４９４—１５５３），１６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文学的代表作家、医
师、人文学者。
年轻的渡边在大战前曾在巴黎留学，当他对自己的导师表明了要将拉伯雷译介到日本去
的决心时，那位老练的法国人给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青年下了这样的评价：“L′enC
treprise inouie de la traduction de l′in traduisible Rabelais”即“要把不可翻译
的拉伯雷译为日语，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企图”。另一位惊讶的帮腔者则更为直率地说道：
“Belle entreprise Pantagrueline”，即“这是庞大固埃①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然
而，在大战和被占领期间的贫困、窘迫之中，渡边一夫不仅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程，而且还
竭尽所能，把拉伯雷之前的、与拉伯雷齐驾并驱的、还有继他之后的各种各样的人文学者的
生平和思想，移植到了处于混乱时期的日本。
①拉伯雷的代表作《巨人传》中的巨人王。
我是渡边一夫在人生和文学方面的弟子。从渡边那里，我以两种形式接受了决定性的影
响。其一是小说。在渡边有关拉伯雷的译著中，我具体学习和体验了米哈伊尔·巴赫金①所
提出并理论化了的“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物质性和肉体性原理的重
要程度；宇宙性、社会性、肉体性等诸要素的紧密结合；死亡与再生情结的重合；还有公然
推翻上下关系所引起的哄笑。
①米·巴赫金（１８９５—１９７５）前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
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置身的边缘的日本乃至更为边缘的土地，同时开
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
等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
就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我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
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
体的联系之中。为争取一位韩国优秀诗人的政治自由，我曾参加过一次绝食斗争。现在，我
则对中国那些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们的命运表示关注。渡边给予我的另一个影响，是人文主义
思想。我把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重复的欧洲精神，作为一个有生气的整
体接受了下来。像是要团团围住拉伯雷一般，渡边还写了易于读解的史料性评传。他的评传
涵盖了伊拉斯谟①和塞巴斯齐昂·卡斯泰利勇②等人文学者，甚至还包括从围绕着亨利四世
的玛尔戈王后③到伽布利埃尔·黛托莱的诸多女性。就这样，渡边向日本人介绍了最具人性
的人文主义、尤其是宽容的宝贵、人类的信仰、以及人类易于成为自己制造的机械的奴隶等
观念。
①德·伊拉斯谟（１４６６B６７—１５３６），荷兰文学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具有
代表性的人文主义者，著有《格言集》（１５００）、《痴愚神礼赞》（１５１１）和《对
话集》（１５１８）等文学作品。
②塞·卡斯泰利勇（１５１５—１５６３），１６世纪法国人文主义者、新教神学家。
③玛尔戈王后（１５５３—１６１５），１５７２年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结婚。
他勤奋努力，传播了丹麦伟大语法学家克利斯托夫·尼罗普的名言“不抗议（战争）的
人，则是同谋者”，使之成为时事性的警句。渡边一夫通过把人文主义这种包孕着诸多思想
的西欧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胆尝试了“前所未闻的企图”，确实是一位“宠大固埃式的、
了不起的企图”的人。作为渡边的人文主义的弟子，我希望通过自己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
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
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我刚才说过被日本人的暖昧“撕裂开来”这句话，因而我在文学
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和创伤。这种工作也是对共同拥有日语的同
胞和朋友们确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祷。
让我们重新回到个人的话题上来吧。我那个在智力上存在着障碍、却存活下来的孩子，
在小鸟的歌声中走向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世界，并在其中成长，终于开始创作自己的乐曲。
我认为，他最初的小小作品，无异于小草叶片上闪烁着的耀眼的露珠，充满新鲜的亮光和喜
悦。纯洁一词好像由in和nocea组合而成，即没有暇疵。光的音乐，的确是作曲家本人纯
真的自然流露。
然而，当光进一步进行音乐创作时，作为父亲，我却从他的音乐中清晰地听到了“阴暗
灵魂的哭喊声”。智力发育滞后的孩子尽了最大努力，以使自己“人生的习惯”——作曲，
得以在技术上发展和构思上深化。这件事的本身，也使得他发现了自己心灵深处尚未用语言
触摸过的、黑暗和悲哀的硬结。
而且，“阴暗灵魂的哭喊声”被作为音乐而美妙地加以表现这一行为本身，也在明显地
医治和恢复他那黑暗和悲哀的硬结。作为使那些生活在同时代的听众得到医治和恢复的音
乐，光的作品已经被广泛接受。从艺术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治愈力中，我找到了相信这一切的
依据。
我无须仔细进行验证，只是遵循这一信条，希望能够探寻到一种方法——如果可能，将
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２０世纪，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