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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稳稳地点头，像是得了真传。
有人敲门，门就开了。
大姨劈头盖脸地说：阿姨问你件事，那些信是你自己写的吗？
躺在床上翻杂志的我一时没有明白。
就是那些你在国内时写给你妈妈的信呀，是你爸爸他们教你写的？
我不记得了。我懒洋洋道，接着翻各种时尚杂志。
你是不记得了。可你妈妈可为那些信难过了很久。你的态度是她的情绪表。她没事就看看美国国旗。我不明白，有次她说美国国旗有点像航空信封。你看你妈妈想你的信想成什么样了。可是每次一收到信又是一堆难听的话，每次一打电话，你又惹你妈妈生气。每次打过电话通完信，她都要难过很长时间。我就劝她，这么难过，以后就少打电话少写信。
宋伟的来信，永远是哀而不怨的；女儿的来信，永远是怒气冲天的。刚到美国时，女儿还会把得奖的作文夹着照片寄来，后来不寄了。先是歪歪扭扭威胁道：逾期不归，后果自负。后来知道她再婚，又歪歪扭扭指控道：少来这一套，我们不稀罕你的美金；不要以为你的美金可以弥补什么，钱不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总之是最焕发情绪的司空见惯的句式，说不清楚这些信是女儿写出来的，还是大人教她写出来的。女儿毕竟不是别人指挥得动的。成年人、尤其上一代人的表达方式，加上女儿的语气和感情，再经过一个孩子歪曲的字迹更加有了分量。漂洋过海，经过漫长的旅途到达她面前时，有了唇齿无法达成的尖利。偶然间注意到“弥补”二字处有涂改液来回磨擦留下的白块，她翻过信纸冲着灯光一照，发现原本为“迷补”。这样一点的发现让她希望这些信不是女儿写的。她打电话过去，你想不想妈妈呀？不想。你都不要我们了，我为什么要想你？小歌，你告诉妈妈你现在多高了，多重了？你回来不就知道了吗？
想不想听阿姨说你妈妈的事情？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拍我。
我不想听，如果你只是想为她说话。我翻了个身，躲开她手能拍到的地方。
阿姨知道你对你妈妈和你爸爸离婚又再婚这一切不高兴。她今天走到这一步，纯属情境使然。你不要老是怪她。我想大姨心里大概也觉得我妈妈有点对不起宋家，又因着姐妹关系，本能地进行维护。
我怪她，我就怪她。如果有一天，我结婚，我不要我妈妈知道，因为那是一个谎言是一个骗局。我还怪你。
你怪我什么？
都是你把我妈妈办到美国来的。
大姨感觉到我对她敌对态度：今天宋家的悲剧她也难逃其咎。
那作媒的保你们结婚，还保你们生孩子吗？我把你妈妈办到美国来，那以后的事情我哪里管得了。再说大卫又不是我介绍的，她和大卫在一起的时候又没有邀请我去作陪，我能怎么样？阿姨的脸比她的话更有内容：两片弯眉倒挂着，像窦娥叫冤时的那种委屈——丈夫虽然是喝了我熬的药，可确实与我无关的呀。任她这般，嫌疑仍是上了身的。
她说：长大后你会发现有时候好人也会做错事。好，你所发现的都是真的。而那也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那另一部分呢？
我和阿姨现在走在这片住宅区的小路上。远处有教堂的钟声和悠扬的圣歌，尾音被拉得极长，最后断得不干不净，像是被风扯断的，悬着心再等，又能等出了一小节若有若无的声音。分不清是接前头的，还是另开一曲了。风再大一点就又淹没了它。那样的脆弱。近处的人家半掩的门户里流淌出笑声与琴声，却是那种最家常最具生命力的声音，那种百折不挠的热闹。
我不是愿意听大姨说话，而是我认为阿姨是惟一可以套出些事情的人。她的大大咧咧，厚厚的嗓子，毫无想法的笑声就意味着她扮演这样的角色。
关于我妈妈，我不知道我阿姨的陈述是否真实，我更不清楚这些年后我的记忆是否可靠。现在回想起的当然加上了我的杜撰。
第八章 什么是爱情？什么是面包？（1）
飞机离开虹桥机场，她心里隐约地幸运着什么。 八十年代初，还没有太多的中国人可以做这种远征，与此行相比，她觉得她在中国经历的一切，甚至她的家庭都是微不足道的。惟一足道的是留在她前襟的一片又硬又黏的斑痕，那是前一刻她女儿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她拿飞机上发的热毛巾擦，就是擦不去。女儿的悲痛竟像化石一般存留在她身上。
她还没有来得及具体地憧憬什么，却已经发现自己没有退路了，当她傍晚站在系主任办公室门口时，她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就像我奶奶逃家，一样没有退路，不信回个头看看那片划开的芦苇路在你背后迅速地封上。
请问我能得到下学期的奖学金吗？真的，我非常着急。她趁自己还没有调整出情绪时先把话抛出来，她知道情绪会带动尊严，而尊严在这个时候是最要不得的。她根本没有看他的眼睛，而是看着窗外，玻璃擦得太干净，就像没有玻璃。
请坐，请坐下来慢慢说。他抬起头笑笑，这么吃力的笑显然是从另外一档子思考中挤出来的。他用手指比划了一下他对面的沙发与转椅，让她选择一个。没有差别，都是专门为给他找麻烦的人设置的。
她走到沙发前，一坐上去，身子就像正在溶化的雪人一直往下陷，陷入麻烦制造者的可怜样。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美国人的口头禅，就像中国人问“吃了吗”仅在唇舌上过过，没有对他人饥饱的关心。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人已经暗中做了调试，没有看到她长裙下两条腿如何吃力地把持着身体的下陷，他只是觉得这个东方女人虽然落魄，但气质高贵。
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才来的。我非常需要这笔奖学金。我刚来不久，各方面都不适应，就说一点吧，我现在不开伙，饿了，就啃一片面包，我只是想看看自己可以多长时间不吃米。还没容适应不适应，我就去打工了。作为外国学生，我没有合法打工的资格，只能打黑工，先是帮人家看孩子，后来不愿意了，我不是嫌累，我自己的孩子在中国我都看不了，来这给别人看孩子。我觉得非常对不起我的孩子。后来我就去了餐馆打工，餐馆老板说很累的噢！我说我不怕累，我在大陆插过队。老板是香港人问我什么叫插队，我说就是一天到晚地干活。可是现在餐馆生意不好，我也被炒了。对不起，请原谅我的语无伦次。
她知道自己越是语无伦次，越是条理清晰；越是文不对题，越是切入正题。
一点点激动，一点点悲伤，还有一丝惺惺作态。行乞和调情一样，需要渐渐地酝酿出一整套的气氛。还有斑斑血迹，像刚被劫后惨怛的空室。
他心疼地点点头，意思是没有想到富裕的美国还有这样的人间惨剧。不要着急，慢慢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永远只会这样说。面对贫穷与苦难，他永远表现出一种责任与慈悲。
她说到她的女儿：一生从没有这么累过。以前上山下乡，年轻不想事情，只是体力上的辛苦，现在我是三十好几的人了，打工，读书，真是心力交瘁。更让我撑不下去的是女儿不在我身边。我有一个女儿，今年六岁，我想她埃每次一打电话，她就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现在惟一的乐趣就是给女儿写信，还画了许多小公仔。
她还及时地落了几滴泪，数量不多，但它落得很有质量，且都被及时看到了。她的本事在于，越哭越好看，既不肿眼睛，也不红鼻头，反而有那么一股子楚楚动人的劲儿。
他感动了，而我却受不了了。她把我们在大洋这边努力维持的体面通通不要了，而且还在一个老外面前。我感觉自己成了她行乞的工具。他还没有见过我，也不了解中国，只是从那个叫斯诺的人那里知道那片黄土地的苍凉贫穷，他想这样的土地养育出的孩子多么需要食物与爱。我不再同情她了，甚至觉得她有点无赖。
你没事吧？他从宽大的椅子上站起来，感觉应该对这眼泪负点责。
我的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