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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神’发雷霆之怒，连连大吼，振聋发聩，不亦快哉！”这一桩桩凝聚着前人血泪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无不发人深思，令人警省。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长期以来未能彻底批判和肃清，十年“文革”中沉渣泛起，使许许多多老干部深受其害，百姓遭殃，作者也“从死地走一回”。因此，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尤其着力，也尤为深刻。《明清神化皇帝一瞥》一文，用犀利的笔触，揭露明清时代神化皇帝的各种手段，指出一切神都是人造的幻影，皇帝同常人一样，也是肉眼凡胎，也有七情六欲，所不同的是，“他们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且绝对不容分割，总想把家天下一代一代传下去，重复做着秦始皇的千年皇帝梦。为此，他们不惜制造冤狱，株连九族，切人头如切西瓜”。书中的许多篇什，即通过具体的史实，揭露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与残暴。《阉不掉的诗情》一文，提到万历年间的太监王翱的一首诗时写道：“‘曾入皇家大网罗’，真是可圈可点。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其实就是一张黑暗的大网，插翅难飞的宫女、太监，像笼中的鸟，失去自由，消耗尽青春年华，直到无声地死去，他们是何等的不幸。”《明朝特种监狱——诏狱》一文，利用署名“燕客具草撰”的《诏狱惨言》之记载，揭露三百多年前由皇帝亲自操纵的特务机关——锦衣卫直接把持的诏狱的种种罪行，指出“它从一个侧面，照出了封建社会法外之法的可憎可怖”，“它更是明代大肆膨胀、高度发展的皇权，在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主义过程中，充分暴露的腐朽、野蛮、残酷的一个缩影”。当然，作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这种批判，也是为现实服务的。因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并没有随着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退出历史舞台而宣告终结。作者沉痛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对个人的神化，事实上也不过是历史的残梦”，“‘文化大革命’中，公、检、法几被砸烂，‘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一、二、三办专案组，疯狂迫害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老革命，几是变相的诏狱”，“明清神化皇帝的旧梦，虽然早已随风而逝。但是，大大小小的续封神现象，人们见得还少吗”？提醒人们，应该彻底批判、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否则“文化大革命”或类似“文化大革命”的祸患就可能卷土重来，给国家、民族再一次带来灾难。
古人云；“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时下的不少史学作品，虽有精辟的见解，却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更多的则是思想平庸，毫无创见，文字呆板枯燥，艰涩难懂，令人望而生畏。这样的作品，自然不会有多少人问津。有鉴于此，王先生继承我国“文史一家”的优良传统，多年来致力于文史结合的写作，追求把史学文学化，把文学史学化。这部新作，就体现了他的这种追求。全书采用随笔、散文的笔调写成，不仅思想深刻，观点鲜明，而且内容生动、形象、有趣，文字清雅、劲健、自然。这种文学化的史学作品，不仅让人看了就明白，而且能得到美的享受，历史的熏陶，智慧的启迪，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它比通俗化的史学作品更有品位，因此当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飞人寻常百姓家”。
（《看了明朝就明白》，王春瑜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28．00元）
回首科举，看把读书人宠的
张诒三
生长在新中国的读书人，对久已远逝的科举制度自然没有什么感觉。就算有些印象，也往往不是好印象！即使恢复高考之后，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的人，说起科举制度，也是认为它害人非浅，残戕了历史上多少知识分子青春、才华和毕生的精力。这主要是因为中学语文教材上关于古代科举制度的课文有两篇，一是节选自《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再就是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很多人都能按老师讲授的那样认为：范进和孔乙己都是旧时代科举制度的牺牲品，科举制度到底怎样害人？看，科举时代的成功者如范进，他差点疯了；失败者如孔乙己，居然成了乞丐！
那么，自隋代兴起、唐代大兴，一直盛行于宋辽西夏金明清、贯穿中国几个王朝、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果真不是使人发疯，就是使人成为乞丐吗？近读《中国的科名》，使我对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那就是，如果读书人在历史上曾经风光，曾经被皇帝、官员和社会大众宠爱过的话，那还就是科举时代！
正如书名所示，该书以解释“科名”为主要内容。“中国自行科举制度以来，一千余年的工夫，造成了一项科名的阶级，由秀才到状元，共有十几种名词，这些名词，既非官衔，又非功名，特别起了一个名词曰科名。”（序）但它不是一般的字典辞书，而是以散文化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生活细节。尤其科举制度带给读书人的荣耀，当时社会对于科举考试和读书人的关注，让人体会到读书人曾经被宠爱、被炒作的热闹与得意。
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只要参加了科举考试，即使考不中，其身份也发生了质变：如“童生”，“从前读书人，经过考试不得进秀才者，方名日童生。尚未经过考试，虽一生读书，也只名曰白丁，就是将来成了经学家，可以称为处士，也不得称为童生。”（第5页）成了“童生”之后，就受特别的对待：“一是偶遇诉讼事情，写状纸时，写告状人某人，平常人须写民人某人，童生则可以写童生某人，过堂时，因无科名，固然也须和平民一样的跪着回话（监生、秀才因有顶戴，故都不跪），但县官问话时，则终较比平民客气。倘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童生（前边说过，进不了秀才，虽考多少次，多大年纪，都永远称为童生，从前有讥讽童生的一副对联曰：‘人生七十还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不愧书生’），如果是不关重要的案子，或只作为证人等等，则县官可以命他立起来回话，这便是极大的体面，但无命令则不许起来。若平民则无论多大年纪，县官也不许命其立着回话，因为这是体制，县官也不能随便违例。”（第7页）“三是去世之后，神主可以写待赠登仕郎……什么叫做待赠登仕郎呢？……登仕郎是一种品阶的名字……五品以上称大夫，以下称郎，最高者为光禄大夫，最低者为登仕郎……从前每遇朝廷有大庆贺事，万寿大婚等节，对于全国官员，例有封典，即是本人是什么官，则亦封其先人为同样的官阶。比方子为尚书，则当然便是光禄大夫，乃封其先人也为光禄大夫……什么叫做赠呢？就是本人受封不能叫做封，须叫做授，实授的意思，先人受封，存者名曰封，已死者名曰赠。”（第8页）看来，只要参加过科举考试，一生不得仕进，子孙中也有仕进的可能，可以“待赠”了。
科举那时候，连有钱人都羡慕读书人的荣耀呢！但他们不读书，不能由科举取得个“科名”，咋办？可以花钱买嘛！这就是“监生”，“监生者，国子监肄业生也，简言之曰监生。国子监者国学也，实乃国家的大学之义，晋朝始有之，名曰国子学，北齐改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在国子监读过书者，可以说都是真正监生，但是这些事情，都早已成为虚文，年久已不实行，偶尔行之，也没有真正到国子监去读书的，乃是有其名无其实的了。”（14页）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因为“监生”大多是花钱买来的，“最初是因为给国家捐了些款，于是就命他在国子监中读书，日后也好有个出路……后来捐的监生，不但不能在国子监读书，且连国子监去过都没有，只是一种头衔名目而已。”（第15页）
这是沾了科举的边儿，就有几分光荣的。至于真正考中的，即使是个普通的秀才，也光彩照人。一旦中了“秀才”（正式名称是“庠生”），“他在社会中可以说是占最高的地位，因为进士都去做官，举人居乡者也不多……乡间常见有顶戴之人，多是秀才，大家对他的称呼，总是先生二字。有许多事情，必须要用秀才，例如结婚时亲迎之伴郎，稍有钱之家，便必须请两个秀才，而女家所请陪伴新郎之人，也必须秀才。再如丧事之赞礼（吾乡名曰礼教），也必须用秀才。尤其是知县有公事下乡，虽有绅士，但陪知县起坐之人，也必须用秀才……还有一层，就是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