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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在文章中，对张寅彭出版《新订清人诗学书目》很是不满，说：“有知情的朋友购书相赠，并且说对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可以按所签合同状告他。但我觉得他自己应该知所羞愧，何必与他对簿公堂，所以一直隐忍未发。”这虽不是说我，但随后就提到我出版《清诗话考》的事，自然也就有一石二鸟的味道在里面。我有点不理解，吴先生支付的三十种（不是他文章中说的四十种）诗话提要的稿费，究竟是对我为他撰稿的酬劳呢，还是买断我对三十种清诗话的发言权呢？难道我交稿以后就再不能涉及这些书，更不能出版我对其它诗话的叙录吗？如果不是，那么我在导言中已说得很清楚：“下编的叙录，部分条目与为《中国古籍总目提要》、吴宏一先生主编《清代诗话考述》撰写的条目重复。吴书在内容和格式上都有严格要求，撰稿时削足适履，其内容和体例固不同于叙录；……当然，经过若干年的订补，内容已有不少补充，主要是作者生平、版本、前人评论等方面。”有了这样的改动，我的稿子已不同于原稿，出版当然就不受合约限制了。吴先生大概也自知理由不充足，没有正面提出质问，只是借他人之口泄其愠怒，但他何以会有这种情绪，我仍无法理解。
吴先生文章对《清诗话考》的正面评价只有“翻阅之后，觉得此书比张寅彭的所谓‘新订’，要具体、详细，有些内容提要，写得不错，对读者颇有参考价值。比其他为我们研究计划所写的稿子，也要详实许多”几句，然后用了四千多字的篇幅来批评《清诗话考》的缺陷，估计比其他人书评中的所有批评文字加起来字数还多。但他所涉及的内容，很有些我看不懂的地方，这里略拈几点请教吴先生。其一，吴先生说：
台湾师大郑静若教授的《清代诗话叙录》一书，虽然是一九七五年即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但书后的“参考书目”中，却仍列有我的博士论文《清代诗学研究》。足证她看过我的论文打印本。蒋寅后来所以会误将郑静若该书著成年代列于拙著之前，或即一时失察之故。
我所以将郑静若的著作列在前面，主要是它正式出版先于吴书，虽然它提到参考了吴先生两年前的博士论文，但郑教授的工作始于什么时候我并不清楚，根据正式出版年月首先提到，似乎也不算过谬。实际上吴先生自己在《清代诗话的整理与考述（提要）》《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2000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一文中也说过：“继郭绍虞之后，较为全面整理清代诗话文献的，有郑静若的《清代诗话叙录》（1975年由学生书局出版），可惜所收者仅为常见的五十七种，用力不多，参考价值不大。其次则为（寅按：《清代诗话知见录·前言》改为“同时有”）笔者的《清代诗学研究》。”（第133页）可见他本也承认郑静若是在他之前起码是同时作清诗话叙录的，那么我将郑著列在前面又有多少失察呢？像这样的问题，即便属于疏忽，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吴先生下的判词很重。他接着说：
像张寅彭后来发表他的《清代诗学书目辑考》时，就在前言中说，他的辑考“承教于师友前辈之处亦复不少”，说如郭绍虞《清诗话·前言》之版本考索，和宋隆发的《中国历代诗话总目汇编·清朝》等等，而且还特别加一注明，说笔者的《知见录》，与宋隆发所汇编者“同，似出一手”，真的令人啼笑皆非。宋隆发明明说他只是“汇编”，还在“编辑说明”中交代参考了我的著作，张寅彭竟然还如此下结论，实在不能不令人怀疑他的治学态度与学术能力。
即使我看到宋氏参考的话，对二目如出一手也会感到诧异，因为“参考”和“汇编”毕竟不等于转抄，见到二目太相似总不免疑惑，提出来也是正常的。吴先生在《清代诗话知见录·前言》中也对“蒋寅和张寅彭二人所收书目较为相近，而他们和蔡镇楚之间则似乎不相通讯，也互不称引对方”感到奇怪，实则张寅彭书目的导言中明白说是参考过我的目录的，我们两人的著录比较接近又有什么奇怪呢？可见读别人文章忽略凡例对细节的说明和交代，吴先生本人也是不免的。而且这在吴先生的文章里还不止一次出现，他列举自己博士论文的内容，有这么一段话：
其次，从清人编的诗选集，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宗尚所在。例如：沈德沿标举格调，主张诗要关系人伦日用，所以编《明诗别裁》不选钟惺、谭元春诗；编《国朝诗别裁》（今或易名《清诗别裁》）不选袁枚诗；依我们看，这绝非偶然，而且与其论诗主张实有息息相关处。所以，清人编的诗选集，我们也需要注意。
这里提出的看法不错，但所举例证有问题。他将《国朝诗别裁》不选袁枚归结于论诗主张，不知沈氏“凡例”里明白说：
人必论定于身后，盖其人已为古人，则品量与学殖俱定，否则或行或藏，或醇或驳，未能遽定也。集中采取，虽前后不同，均属以往之人。 袁枚当然不是以往之人，根本就不在可录之列，还有什么偶然不偶然可言呢？类似这样的疏忽，盖贤者所不免，说明解释一下也就可以了，过分夸大，提到治学态度与能力的高度来讨论，未免过分。如果有人举出这一疏忽来怀疑吴先生的治学态度与学术能力，别说吴先生本人不会服气，就是我也不同意的。
吴先生对《清诗话考》的另一个批评是采纳他的研究成果而不说明。首先是著录方面，他说：
例如李其永的《漫翁诗话》、郭兆麟的《梅崖诗话》、陈元辅的《枕山楼课儿诗话》等等，都是参考了我的旧目，以及《清代诗话知见录》中台湾、日本部分林耀椿、李庆的著录以后，才补入或改订的。蒋寅对这些都略去不提，既不注明，也不交代，实非学者所宜有的态度。
说实话，尽管吴先生《清代诗话知见录》所著录的大多为常见书，且版本、卷数或有或无，标注存佚屡有武断，但只要是不常见书，或我不知道出处的，如焦循《雕菰楼诗话》、鲍桂星《唐诗品》、沈元沧《今雨轩诗话》、王兰修《国朝诗品》之类，我在1994年发表的《清代诗学著作简目》中即已注明本自吴录。《挹翠楼诗话》作者，吴先生《知见录》作潘清撰，是对的，我却据其他图书馆藏目作潘清，直到看到原书才知道错误。有趣的是，吴先生新编的《清代诗话知见录》却以潘清标目，而且估计还会将错误算到我的头上，就像其中阑入非诗话著作一样，说是承袭我们的错。人做的工作不同，判断问题会有很大的差异。我做的是采铜于山的工作，时刻在更新自己的资料；吴先生做的乃是化旧铜铸钱的工作，所以不知道，清代文献浩繁，只要勤于阅读，每天都会有新资料发现。他凡看到《清诗话考》对《简目》有所订正处，都以为是参考他的成果。如李其永的《漫翁诗话》、郭兆麟的《梅崖诗话》、陈元辅的《枕山楼课儿诗话》三书，吴先生就说是根据2002年出版的《清诗话知见录》增补、改订，而有意隐匿出处。殊不知，郭兆麟《梅崖诗话》，《简目》已著录，何以要参考《知见录》林耀椿著录的台湾藏书？如果指姓名麟和麒的歧异，我引的有关资料具在，读者可覆按。《枕山楼课儿诗话》，《简目》作者姓名沿《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之误作戴其昌，但1997年我在京都大学任教时已考究此书的不同版本，予以订正，1999年又标点刊载于《中国诗学》第六辑，决不至于要等到2002年以后参考李庆先生的著录而改正。吴先生著录《漫翁诗话》，称李氏年里生平俱不详，因书中尝称王士祯，姑附于乾隆间刊的《渔洋诗则》后；《清诗话考》则将李书排在周乐清《静远草堂诗话》后，列于嘉庆间作者中，因为我大体知道李氏的生平。实际上清样出来时，我已写出该书的提要，因怕动版面太大才未增入罢了。
我开始调查清诗话是在1990年，读吴先生的《清代诗学初探》是1991年底（有文学所藏本的卡片为证）。听吴先生的口气，仿佛没有他的旧目，我不会知道这些书，这未免太低估了我的目录学能力。方起英《古今诗麈》稿本，吴先生是根据《贩书偶记》著录的，但我的《简目》却著录此本藏台湾中央图书馆，我读此书更早在1986…1987年求学于南京大学时，是看的张伯伟藏书中的广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