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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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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邦斯舅舅(上)
一八三○年以来猎取的一切:巨大的财富或显扬的社会地位。而邦斯既无非凡的才气,又无不俗的举止,缺乏令俗人敬畏的天赋或才情,最后的结局自然是变得一钱不值,不过还没有落到被人一点儿看不起的地步。尽管他在这个社会中感到很痛苦,但像所有胆小怕事的人一样,他把痛苦闷在心里。 后来,他渐渐地又习惯了抑制自己的感情,把自己的心当作一个避难所。 对这种情况,许多浅薄之人都叫作自私自利。 自私的人和孤独的人的确很相似,以致那些对性格内向的人说三道四的家伙显得很在理似的,尤其在巴黎,社交场上根本无人去细加观察,那儿的一切如潮水,就像倒台的内阁!
就这样,邦斯舅舅背后遭人责骂,担着自私的罪名抬不起头来,人家如要非难什么人,终究有办法定罪的。可是,人们是否知道,莫名其妙地被人白眼,这对怯懦之人是何等的打击?对怯懦造成的痛楚,有谁描写过?
这日益恶化的局面说明了可怜的音乐家怎么会一脸苦相;他如今是仰人鼻息,活得很不体面。 不过,人一有了偏好,丢人在所难免,这就像是一个个绳索,嗜好越强烈,绳索套得便越紧;它把所作的牺牲变成了一座消极但理想的宝藏,其中可探到很多的财富。每当邦斯遭人冷落,看到哪位呆头呆脑的有钱人投来不可一世的恩主目光时,他便会津津有味地品呷着波尔多葡萄酒,嚼着刚品出味来的脆皮鹌鹑,像是在解恨似的,在心里自言自语道:“这不算太吃亏!”
在道德家的眼里,他的这种生活中有不少值得原谅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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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的确,人活着,总得应该满足。 一个毫无癖好的人,一个完美无缺的正人君子,那是个魔鬼,是个还没有长翅膀的半拉子天使。 在天主教神话中,天使只长着脑袋。 在人世间,所谓正人君子,就是那个令人恶心的格兰迪逊,对他来说,恐怕就连十字街头的大美人也没有性器官。然而,除了在意大利旅游期间,也许是气候起的作用,邦斯有过稀罕的几次庸俗下流的艳遇之外,从来就没有看见哪个女人朝他笑过。 许多男人都受到过这种不幸的命运。 邦斯生来就是个丑八怪。 他父母到了晚年才得了这个儿子,他身上于是刻下了这一与时令不合的标记,那肤色像尸首一般,仿佛是在科学家用以保存怪胎的酒精瓶里培育出来的。这个天生感情细腻,温柔,富于幻想的艺术家,不得已接受了他那副丑相强加给他的脾性,为从来得不到爱而感到绝望。 对他来说,过单身汉生活与其说是自己喜受,不如说是迫不得已。于是,连富有德行的僧侣也不可避免的罪行——贪馋向他张出双臂;他赶忙投入这一罪孽的怀抱,就像他投入到对艺术品的热爱和对音乐的崇敬之中。 美味佳肴和老古董对他来说就是女人的替身;因为音乐是他的行当,天下哪有人会喜欢糊口的行当!职业就好像是婚姻,天久地长,人们便会觉得它只有麻烦事。布利亚。 萨瓦兰以一家之见,为美食家的趣味正名;但是,他也许没有充分强调人们在吃喝中感受到的真正兴趣。耗费消化人的体力,这构成了一场体内的搏斗,对那些好吃喝的人,它无异于作爱的极大快感。 他们感受到生命之能在广泛扩展,大脑不复存在,让位于置在横膈膜之中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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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大脑,人体所有机能顿时停止活动,因此而出现如痴如醉的状态。吞吃了公牛的巨蟒总是这样沉醉不醒,任人宰割。人一过了四十,谁还敢一吃饱饭就开始工作?
……正是如此,所有伟人的饮食都是有节制的。 对大病初愈的人,人们总是限其饮食,而且数量极少,他们往往吃到一只鸡翅,就能陶醉半天。明智的邦斯的一切欢乐全部集中在胃的游乐之中,他往往处在大病初愈之人的痴迷状态:他要美味佳肴尽可能给他以各种感受,至此,每天倒也能得其所愿。 天下没有人会有胆量与习惯决裂。 许多自杀者往往在死神的门槛上止步,因为他们忘不了每天晚上都去玩多米诺骨牌的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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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一对夹榛子的钳子
一八三五年,命运意外地给备受女性冷落的邦斯复了仇,赏赐给了他一根俗话所说的老人拐杖。 这位生下来就是个小老头儿的老人在友谊中获得了人生的依靠,他成了亲,社会也只允许他这桩婚姻:他娶了一个男人,也是一个老头儿,这人跟他一样,是一位音乐家。要不是已有了拉封登的那篇神妙的寓言,这篇草就之作本可以《两个朋友》为题目。 可是,这岂不是对文学的冒犯,是任何真正的作家都会逃避的亵渎行为?我们的寓言家的那篇杰作,既是他灵魂的自白,也是他梦幻的记录,自然拥有长久占有那个题目的特权。诗人在榜额刻下了《两个朋友》这四个大字的那部名篇是一座圣殿,是一笔神圣的财富,只要印刷术存在,世世代代的人们都会真诚地步入这座殿堂,全世界的人都会前来瞻仰。邦斯的朋友是位钢琴老师,他的习惯及生活与邦斯的是如此协调,以致他不禁大发感慨,说与邦斯相见恨晚,因为直到一八三四年,他们才在一家寄宿学校的颁奖仪式上初次见面。 在违抗上帝的意志,源于人间天堂的人海中,也许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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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没有过如此相像的两个生命。 没过多少时间,这两个音乐家便变得谁也离不开谁。 他们彼此都很信任,一个星期之内就好像两个亲兄弟一般。 总之,施穆克简直不敢相信世上竟居然会有一个邦斯,邦斯也想不到世上还会有一个施穆克。对这两个老实人,这番描述恐怕已经足够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聪明人都欣赏简洁扼要的概括。 对那些不愿轻信的人们,实在有必要再稍作一番说明。这位钢琴家,像所有钢琴家一样,也是一个德国人,如著名的李斯特和伟大的门德尔松是德国人,施泰贝尔特是德国人,杜塞克和莫扎特是德国人,迈耶是德国人,德勒是德国人,塔尔贝格是德国人,德赖肖克,希勒,利奥波德。 梅耶,克拉默,齐默尔曼和卡尔克布雷纳都是德国人,又比如赫尔兹,沃埃兹,沃尔夫,卡尔,皮克西斯,克拉拉。 维克,这一个个也都是德国人一样。 施穆克虽说是个大作曲家,但是,一个天才要在音乐上有不俗表现,必须要有胆略,而他的脾性却与这种胆气相斥,因此,他只能当一位演奏家。许多德国人都不能保持天真的天性,到时便就衰竭了;若上了一定年纪,他们身上还剩有几分天真的话,那么就像人们从河渠中引水一样,那几分天真准是从他们青春的源流中吸取的;而且他们总是利用这点天真,消除人们对他们的迷惑,为他们在科学、艺术或金钱等各方面获得成功提供便利。在法国,某些狡诈的家伙则用巴黎市侩的愚笨来取代德国人的这种天真。 可是,施穆克则完全保留了儿时的天真,就像邦斯无意中在身上保留下了帝政时代的遗迹。 这位真正的德国贵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他演奏音乐给自己欣赏。 他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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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就像一只夜莺栖息在林中,二十年来一直是独个歌唱,直到遇到了邦斯,发现了另一个他。邦斯和施穆克一样,他们的内心和天性中都有着德国人表现特别明显的那样神道道的孩子气,比如特别爱花,爱自然效果,迷到把一只只大瓶子插在自己花园里,把眼前的风景缩成小小的景观来欣赏;又如那种任何事都要探个究竟的脾气,它往往使一个日耳曼学者不惜绑着护腿套,跋涉数百里,去查寻一个事实,可那个事实明明就伏在院子素馨花下的井沿上,拿他当傻瓜嘲笑;还如他们对任何微不足道的创造都非要寄予精神意义,所以产生了让—保尔。 里克特的那些无法解说的作品,霍夫曼的那些印制成册的胡话,以及德国围绕那些再也简单不过的问题用书修筑的护栏,那些简简单单的问题被钻研成不可测度的深渊,可那底下,准是个德国人在作怪。他们俩都是天主教徒,两人一起去望弥撒,履行宗教义务,而且都和孩子似的,从来没有什么要向忏悔师说的。 他们坚定地认为,音乐这一天国语言之于思想与感情,就如思想与感情之于说话,他们因此而以音乐进行互相交流,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