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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校长很有兴趣地看着我，你到底年轻，你还能激动，很好。他下意识地抹了抹头发。他的头发很茂密，白头发也不多，只是有些枯了。他明显从头发的质地上感到了时间和生命的流逝。抹了一阵头发，他说，黄主任，我不是瞎子，公平地说我也不是昏官，对学校这种局面也并非漠不关心，但我没有办法。这学校的教职工开家庭食店，已有十年的历史了，在你来之前，我曾下大力气整治过两回，两回都以失败告终。这首先不是由教师造成的，而是由职员造成的。你知道这学校的职员，谁与局机关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儿女就是老婆、姨妹、舅子，反正是有瓜葛的，他们都不听我的招呼，哪怕是个办事员的老婆，衣襟角角也能打死人的，哪会听我一个校长的招呼呢？当然这其中不包括江佩兰。这并不是因为她是江副局长的女儿，又是你的爱人，我才说讨好的话。我做讨好人的事做了一辈子，现在是快退休的人了，用不着讨好谁了。职员拉学生吃饭赚了大钱，教师眼红啊，钱是好东西吧，谁不喜欢？于是教师也跟着干了。我压制不了职员，却去压制教师，教师服吗？当然不服。弄到后来，学校那么大一个两层楼的食堂，竟然成了一个空壳，不给学校交一分钱也没人愿意去承包了！
李校长又开始抹头发。
我说，教师跟职员，还是有区别的，职员能做的事，教师不一定能做。
是呀，你不是说李秋的父亲说教师要有点神性吗，这话说得不错，以前我们把教师当成不食人间烟火那样去要求，那当然是不行的，可是，教师们跟人比试着世俗，就更要不得了。但老实说，如果你不提出来，我真没那个心思去照管了，既然提出来了，就再试一试吧。你是教务主任，你就负责来经管教师这一块儿，先把教师的问题处理了，职工的事慢慢来。
沉吟片刻，李校长又说，至于你说对万丽君的处理能不能更改，这事过些日子再说吧。
我觉得李校长是在推卸责任，但我并不怪他。我理解他的苦衷，他是想利用我和江副局长的特殊关系，把我推到前台去啃骨头。
但李校长在这一点上想错了，我和岳父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交流，我跟佩兰从恋爱到结婚，已超过两年半时间，但岳父从没坐下来跟我说过一句带个人色彩的话。我第一次随佩兰去她家的时候，她爸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佩兰介绍后，我叫了声江伯伯，而他只是唔了一声，再狠劲地盯了我一眼，又继续看报纸。中午吃饭，他对我照样没一句客气，只管自己吃。他的饭量很小，只吃小半碗，就额头放光，把筷子放下了。他刚放下筷子，佩兰的母亲立即起身，为他拧来热毛巾。他接过来，在脸上擦了几下。这一擦，整张脸都放光了。擦了脸，他起身离开饭厅，又到客厅看报纸去了。他好像有看不完的报纸。两年多时间里，我去过他家许多次，多数时间他不在，要是在的话，几乎都是上述情形的翻版。再说我岳母。岳母年轻时候绝对是个大美人，现在又是局里某科室的科长，但在家里她是典型的中国旧式妇女形象，对丈夫百依百顺，把丈夫照顾得无微不至。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冷，特别是岳母为岳父拧热毛巾的时候，站在沙发背后为他捶腰敲背的时候，我更觉得冷彻肌骨。岳母是个川剧迷，下班之后，只要岳父不在家，她就去旁边的花园里唱川剧；最奇特的是，面对那些爬满长青藤的假山唱戏，她也要盛装而出，绝不马虎。有一次我和佩兰在厨房里弄饭，不一会儿就听她在花园咿咿呀呀地唱开了：“娟娟月明照碧空，湖光花影画图中，原来你是痴情种，恋花情意浓……”我对戏曲所知甚少，但我听得出这是一个人用心在唱。唱戏的人已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包含着她的全部感情。
岳父是这样，他的家庭是这样，我哪可能为工作上的事去请求他的帮助呢？我从来也没想过去请求他的帮助，我甚至有意回避这一点。教书也罢，当官也罢，我想依靠的不是岳父，而是自己的本事。
佩兰是吃了晚饭才回来的。她开门的时候，我立即跑过去接儿子，可佩兰不让我碰，她气冲冲地把儿子抱进卧室，就再也不出来了。
我在外面怅惘了许久，才进去跟她无话找话。她一直不理我，等到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话很空洞了，令人讨厌了，她才说，黄开亮，不要再给我讲什么羊的故事了，我早就不是你心目中的羊了；就算是，也不过一只低贱的羊吧，你想吃肉的时候，照旧会把它杀来吃掉的！
我被两种力量推到了谷口，但我必须做下去。
这天下午我主持开教师会，再一次把万丽君的事情拿出来说。大多数教师是第一次听到她的故事。说到她家里的贫穷，很多人唏嘘不已。可也正是她家的贫穷，老师们无法原谅她的奢侈。一个连母亲也不知道心疼的人，开除她并不冤枉。
就是没有人想一想，这学校不奢侈的学生有几个？他们在比试着奢侈，因为我们给了他们这样的土壤。近两年，煤炭行业相对走俏，一般的矿工家庭是吃得上饭了，但也仅此而已。稍稍吃得上饭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矿工因为贫穷而自杀的日子。那只是前几年的事，并不遥远，最让人震撼的，是石林煤矿一个姓朱的矿工，从井下出来后，实在想喝点酒，可他没钱啊，从工友那里好不容易借到一块钱，就去店里要了两块豆腐干和二两白酒。刚喝一口，他女人从矸石山回来，路过店门口，恰好看见他了。女人又哭又骂，家里锅也揭不开了，你还有钱喝酒，原来你是把钱藏起来了啊。矿工没喝第二口酒，就回家去了。不到半个钟头，他就由活人变成了死人。他是用钢丝把自己勒死的。生活逼得他对一切都绝望了。石林那地方有个习俗，人死后要用菜油灯熏脊背，可翻遍了他家的坛坛罐罐，就是没有一滴菜油！矿工们当初过的是这样的日子，现在他们虽然吃得上饭，可再供一个孩子读书，依然相当困难，如果这孩子再奢侈，就是要他们的命了。然而，我们在鼓励他们奢侈，因为只有他们奢侈，我们的腰包才会鼓起来。
大家都听出来了，我的话越说越不像话了。
——黄开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教师带头，关掉遍布学校的家庭食店。如果学生都到大食堂吃饭，明码实价，学校也好管理，一旦进入家庭，到处都是暗箱，没法管理；再说，只要学生去了大食堂，就有人愿意承包了，学校还可以收一笔提成。
会议室里哑静了足足十分钟，才终于有人说话：黄主任，你给你岳父说，让他给我们长两级工资嘛。
我的喉咙里卡进了一根刺。
会议室里传来嗡嗡的声音。那些混乱的声音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无非是教师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
我们学校教师的收入虽然比地方上的重点中学差，但也没到不能糊口的地步，孙老师的生活困难些，但那是特例。
可教师们又有话说：现在不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吗，仅仅糊口怎么行？如果教师队伍都没进入小康，广大的农民能迈进小康的门槛吗？在中国，农民没进入小康，能叫小康社会吗？
我不是政治家，应付不了这么多口舌。
正僵持不下的时候，孙老师发言了，孙老师说，我看黄主任说得对，这当老师的嘛，也是该讲点良心，我响应黄主任的号召，以后家里不开店了。
在整个讲话的过程中，我绝对没有提到良心二字，但孙老师把它提炼出来了。这是很伤人的，教师最怕的是两句话，一是不讲良心，二是误人子弟。
大家的脸色都不好看，特别是张主任。这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只有张主任一人开店，我多么希望他能够支持我；只要他表态不开，一切都好办。可是，孙老师说话前，他一直虎着脸，无所事事地望着窗外。听了孙老师的话，他的脖子才放正了，面无表情地问孙老师，你说的以后，到底是从哪天开始？能不能定下具体日期？
孙老师嗫嚅了一阵，这个月底吧。
为啥要等到月底？事情严重得都跟良心挂上钩了，我看最好是今天晚上你就封店。
孙老师抠着脑门，不好意思地说，这个月的伙食费我全都收了，已经吃了七八天，要退也不好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