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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及（5）班班主任孙老师。前面五个，是学校的决策阶层，为一个学生开会，这是最高规格了。事情太严重了，打了人不说，还不打一声招呼，跑了将近十天！万一她不回来，学校该如何交代？就算她母亲不追究，学校又怎样向社会交代？局一中有学生失踪的事，早就在矿务局系统传开了，说不定已经传到地方上去了。从去年开始，局里给一中的拨款就削减了三分之一，子弟校也要跟地方上走，把学校产业化（我们一面在说“九年制义务教育”，一面将中小学推向市场，致使乱收费屡禁不止，贫困生纷纷失学），准许招收系统外的学生，但出了这样的事情，谁敢把孩子送来？现在局里还向学校拨一点款，危机暂时还显现得不充分，要是彻底断奶断粮了，再招不到学生，两三百号教职工，不就只有喝西北风了吗？李校长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会议还没开始，孙老师就做自我检讨。他说事情是出在他班上的，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张主任问他，如果万丽君有个三长两短，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孙老师惭愧地低下花白的头，不说话了。张主任说，我的意见是，今天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看如何处理万丽君。李校长说，这样吧，黄主任先把你了解的情况说一说。我把去清河的所见所闻，包括何校长代为表达的万丽君的悔过之心，仔仔细细地讲了。大概是因为我讲得太激动了，办公室里有片刻的沉默，之后张主任说，学校又不是慈善机构！李校长的蓝眼睛亮了一下，请张主任谈谈他的意见。我的意见是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张主任断然地说。
开除？李校长问。
这种学生都不开除，今后就没法开展工作了，张主任说。他宽皮大脸，脖子强硬，是很自信的人，说话时习惯于不给人留下商量的余地。
李校长把脸转向我。
事实上，李校长根本用不着问我了。对万丽君的处理方案，早已从他眼睛透露出来了。我说，不管你们怎么看，反正我觉得开除不是办法。
李校长用右手的中指轻轻叩击桌面，叩了十余下说，既然是组织会议，我们还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是同意开除的。又面对书记说，我看老乔也是同意的。乔书记忙说，同意同意。乔书记五十五岁上下，长着一张平庸的脸。他的思想和他的脸一样平庸，从来没有自己的主张。他的好处是不惟上，哪怕是一介地道的草民，只要在他之前提了一个意见，他都会同意，要是我抢在张主任前反对开除，他也会反对。李校长环顾四周：这样，同意开除的至少就有三个了吧？工会主席说，我也同意。李校长说，哦，就四个了，然后微笑着面向我，黄主任你就只好委屈一下了。
陈老师和孙老师都没发言。这不是他们说话的地方，李校长也没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天下午，就在小操场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宣布对万丽君的处理决定。这样的会都是由张主任主持的。他历数了万丽君所犯下的错误（或者说罪行），结论是足够开除她三次了。说了万丽君的事，又说跟万丽君一起打李秋的那几个同伙，她们或者被警告，或者被记过，有一个被劝其退学（“劝其退学”的意思并不是同意就退，不同意就不退；它的意思是你必须退学。与开除的区别在于，“劝其退学”是把退学的主动权强制性地交给你）。这些事情都说完了，张主任就变得出语谆谆了，他讲理想和道德，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牺牲精神。张主任有一副好口才，对学生讲话总能丝丝入扣。
按理，我应该到会场的，但我没去。我心里充满了对自己的厌恶。很显然，在作出决定之前我没为万丽君据理力争。进校长室之前，我都想好了该怎样表达我的观点，还在烟盒上写出了子丑寅卯，可是，到了节骨眼儿上，为什么只有那么淡淡的一句？
开会完毕，张主任就通知了清河煤矿，让他们告知万丽君，请她尽快到校把东西搬走。
万丽君的被盖等物是哪天搬走的，我一点也不清楚，直到何校长打电话来，我才知道她母亲到过一中了。何校长说，黄主任，你们学校硬是重点中学呢，说开除人就开除人。我有气无力地说，万丽君她确实犯了校规，我有什么办法？她是犯了校规，可这是有原因的嘛，不能把她一棍子打死嘛！原来何校长说话也并不总是水波不兴的。我说何校长，你这些话该向李校长说才对。我为啥要对他说？上前年我们一起到昆明旅游，他一副大人物的样子，我给他敬酒他也不喝。但是局一中的校长是他，不是我黄开亮。何校长拖长了声音，你黄主任可是江铁腕的女婿哟，你要是真心保一个并不是坏到毒的学生……
没等他把话说完，我将电话挂断了。我对他后面的话感到恐惧。
这是星期六上午十点左右，佩兰头天就说好中午去她父母家的，我也答应了，但现在我却突然不想去。佩兰在另一间屋收拾孩子，一边给他换衣服一边对他说话：嘿，没想到你小小年纪，鬼板眼还多呢，你都知道骗妈妈了，你多能干啊！天底下当父母的都是如此，在别人看来孩子什么也不懂，当父母的却认为孩子什么都懂了。只有爱深入骨髓，才能在毫无意义的语言和动作中发现意义。
2007…4…16 5：15：54举报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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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鼓足勇气喊了声佩兰，佩兰应了，我说今天就不去了吧。
佩兰不说话了，她把孩子包扎得像一把挂面那么规整，抱在怀里，出来说，我跟狗狗肯定是要去的，你不去就算了。
她的话里有一种威胁的味道。
你犯得着这么威胁我吗？我想。
她走了，抱着孩子，一瘸一拐的。老城和新城之间虽然只一河之隔，但要绕很大一个圈子才有桥梁通过，如果走路，少了四十分钟是不行的，抱着孩子瘸着腿的佩兰，至少要一个半小时。她当然可以坐车，既有公交车，也有出租车，但公交车挤，每辆车上都打着牙膏广告：“早上挤一挤，晚上挤一挤。”其实一天到晚都挤，挤得像蜂桶，车门上也吊着人。佩兰一个人进老城，是从不坐公交车的。城市没发展起来，出租车又很少，遇到周末，要出租车不是招，而是抢。佩兰是抢不到的。她也从来不要父亲的司机来接，即使主动来，她也会坚决拒绝。除了瘸腿让人遗憾，她实在是一个好女人。
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一个瘸腿女人抱着孩子在路上行走的情形，我想她已经到了桥头，已经走过了那座抗日战争时期为往重庆运送军用物资修起来的老铁桥，已经进了矿务局机关大院。局机关沿山体而建，她需要爬上若干级石梯，穿过一个配有凉亭假山的花园，才能走到她父母住的楼房前。她父母住在四楼，我看见她进楼道了，身体次第出现在楼道的通风口。她终于到了四楼，接着，我看见她掏出钥匙开门，于是，我的心放下来了。
这就是说，我静静地坐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我拿起电话，拨了几个号码，响几声之后，传来李校长中气很足的声音，喂。
李校长你好，我是黄开亮，我想给你说点事情。
不能等到上班再说？
不能。
我仿佛看见李校长转着他的蓝眼珠了。好一阵过去，李校长说，好吧，到我办公室去。
刚进校长室，李校长就从抽屉里拿出两百元钱，这是万丽君的母亲给你的，她母亲去石林找过李秋的父母，听说是你垫付了李秋的医药费，她来收拾东西的时候就一并带来了。本来她想亲手交给你，可那天你到新华书店进图书去了。
接过钱，我眼眶发热。我知道自己比不上那个孤独而贫穷的女人。
坐下之后，我就开始说话。这一次，我把自己那天写在烟盒上的子丑寅卯都说出来了。我的意思是，万丽君走到今天这一步，除了她家庭的责任，难道学校就没有责任？这学校开那么多零散食店，都不是校园了，是知味园了；不仅如此，还给学生卖烟酒，据说有的还偷偷给学生放不健康的录像，目的就是吸引他们荷包里的钱！再说，好些教师除了上课的时候来教学楼，平时难得看见人影。他们打麻将去了，学生也知道老师们在搞赌博，学高人之师，身正人之范，教师在这样做人，怎么能教出好学生呢？
李校长很有兴趣地看着我，你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