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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记住，记好了，席——方——平，这个人，是咱们全家人的仇敌！”
那时，凌寒、凌霜、凌天，全都回过头来，同仇敌忾地，瞧着大姐，他们的眼睛在说，你听听，你听听，你居然认贼作父！他们都知道这些年来凌香和梅巧来往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凌香舍不下梅巧。这让他们不愉快，觉得这人背叛了全家，背叛了父亲。他们是将“梅巧”和“席方平”合而为一了。不过凌香这个人谁又能拿她怎么样？不是就连日本鬼子的炸弹也没能把她“怎么样”吗？凌香没有生气，只是，很意外，这么多年了呀！她以为那件事对父亲来说，已经“过去”了，可原来并没有——过去。
她很惊讶。
这一天，凌香从会议上出来去看梅巧，进了那日益拥挤混乱的四合院，一看，梅巧家厨房里亮着一盏昏灯，就进去了。一推门，就看到，梅巧正坐在灶台边小板凳上，吃着一个——糠窝窝。听到动静，梅巧一仰脸，凌香吓一跳，那张脸肿得，就像戴了一张橡皮面具！凌香呆了半晌，走上去，从梅巧手里，夺过那黑糊糊团不成团的东西，咬了一口，眼泪就下来了。
下一个星期天，凌香又来了，背了大包和小包，也不说话，大包里，是粮食，都是高价粮——挂面、小米和玉茭面，小包里则是，白糖、水果糖，还有鸡蛋。她一样一样往外掏，绷着脸，像是和谁生气。这些东西，救命的东西，则摊了半炕头。梅巧用手摸摸这样，摸摸那样，哭了。
一月一次的探望，就是始于这个时候。从前，凌香每月是必要去探望大先生的，现在，她延长了这路线，延长了三十多公里，大先生那里，就成了一个中转站。从前，她背包里带去的东西，是要卸空的，现在则是，卸一半留一半；从前，在大先生家，她待得很从容，现在则是，撂下午饭的碗筷就要匆匆出发。起初，她不知道怎样跟大先生解释，她想了一些笨拙的理由作为提前告辞的借口，比如，明明不舒服，要不就是，亮亮不舒服，或者说，家里有点什么什么事。这样说的时候，她从不去看大先生的眼睛。忽然有一天，她发现自己不需要再找任何借口了：那一天，大先生把一条凤凰牌香烟，悄悄塞进了她提包里。她如雷贯顶，知道了，大先生，父亲，心里是明镜高悬的啊。
只不过，她不说，他也不说，都不说破，很默契。不同的是，她从父亲家里带走的东西，比从前，多了许多。这叫她不安，可是父亲不由分说，父亲指挥着大萍，装这个，带那个。凌香想拦，拦不住。拦紧了，父亲就叹息一声，说，“又不是给你！”她知道，她当然知道这个，七十多岁的父亲，在饥荒的年代，饥饿的年代，从自己牙缝里，节省出、克扣出这一点一滴的食物，这恩义，是为了谁。所以，她才尤其地不安、难过。
她逼迫梅巧，当着她面，一个一个地，吃下她带去的饺子。她像阎罗王一样不留情面地逼迫着她，吃下一饭盒，一个不许剩。这是她能为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她能为白发苍苍的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
九、心爱的树
三年的饥荒过去了。更大的灾难，还没有到来。一段和平的丰衣足食的日子来临了。那每月一次的探望，仍旧继续着，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到了那一天，梅巧也能张罗着为凌香包饺子弄吃的东西了。
梅巧的饺子，是另一种风格，很细巧，精致，像她这个人。凌香一边吃一边称赞，梅巧坐她对面，抽着香烟，说：
“你包的饺子，也很香啊，就是样子笨了点。”
“那是大萍包的。”凌香脱口说。
梅巧怔了一怔。香烟在她指间，缭绕着。许久她笑了一声，说，“你父亲，还那样吗？”
“哪样？”
“古板，霸道，不通情理，狭隘，脏，留那么长的黑指甲，吃饭吧唧嘴。”
凌香放下了筷子，狠狠地，严厉地，盯着梅巧——父亲从前的妻子，说道：
“我从来，几十年来，没从我父亲，我爸爸嘴里，听到说你一个‘不’字，几十年来，他没说过你一个不好——”
“他嘴里不说，心里可是在诅咒我！”梅巧打断了凌香的话，“他在心里，一天要咒我八十遍！他亲口跟我说过，他说，梅巧，你这么背叛我，你这么走了，我一天咒你八十遍——”她哽了一下，眼圈红了，长长一截烟灰，噗地落下来，落在饭桌上，她背过了脸，“你爸爸，他还好吧？”她声音变得伤感，温存。
“好。”凌香回答。
他并不好。凌香却一点不知道。儿女们，他谁也没告诉。他怀里揣了一张前列腺癌的诊断书，医生让他住院，开刀，他不。他从不相信西医的刀和剪，不相信现代医学的神话。他确实是个古板的人。他在一个老中医也是他的老朋友那里接受治疗，老朋友给他开出一剂剂汤药，丸药，他勤勉地、恭敬地吃下去，老朋友说，“大先生啊，这世上的药，从来都是，只治能治好的病的。”
他笑了，哪能听不懂？他回答说，“老弟，我知道你不是神仙，开不出一剂起死回生汤。”
他躲进书房里，清理一些东西，书稿、讲义、讲稿，他一生的心血，点点滴滴，全在这里了，他一生的时光，也在这里了。他抚摸它们，爱惜地，一张一张掀动，和它们，作着告别。他清理架上的书，线装的，简装的，一本一本，都是老朋友，知己知彼的，不离不弃，陪伴了他几十年，也是恩深义重的。他心怀感激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再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又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忽然，一张纸飘下来，大蝴蝶一样，翩翩地，落在了地板上，落在他脚边。
是一张信笺，宣纸，上面有水印的字迹：不二斋。那是从前，他书斋的斋号。他拾起来，只见上面，用毛笔写着这样几个字：
“梅：你这可恨的女人，你还好吧——”
是一封，没有发出的信，永不会发出的信，不知什么时候，藏在了那里，他的手，抖起来，他站不住了，几十年岁月，像浩荡长风一样，扑面而来，思念，扑面而来。他的眼睛潮湿了。
下一次，凌香来探望他和大萍时，他告诉凌香，下周，他要去省城，参加一个会议。他问道，“你能不能陪我去？”
那是一个可开可不开的会，务虚的会议，平时，大先生是不喜欢开这样的会议的，可这一次，他很踊跃积极。这踊跃的态度让凌香生疑。当他们父女俩终于坐在了开往省城的火车上时，凌香发问了：
“爹，你到底，有什么事，说吧。”
大先生沉吟了一下，把眼睛望向了车窗外：
“我，想见你妈一面，行吗？”
20世纪60年代中叶，1965年，这个地处内陆的北方城市，没有咖啡馆，也没有茶座。他们两个人，大先生和梅巧，见面的地点，约在了火车站。
火车站候车室。
这个城市，交通不算发达，它不在那些重要的铁路干线上，每天，从这城市过往的车辆，不算很多，下午，两三点钟的辰光，几乎没有列车在这里停靠，是候车室里比较安静的时候。
梅巧来了。
凌香推了推大先生，把远远走来的梅巧，指给他看。他看见了一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径直朝他们走来，逆着光，朝大先生走来，16岁的梅巧，嘴唇像鲜花般红润，两只大大的清水眼，吃了惊吓，就像，鹿的眼睛。这幅画，在大先生心里，不褪色地，收藏了，四十多年，一时间他很糊涂，不知道，这两鬓霜染的老太婆和梅巧，有什么相干？
他听到凌香叫“妈”，站起来，他也站起来。现在他们面对面站在了一个车站上。那永不再年轻的脸，衰老的脸，刹那间让他大恸。四十多年的时光，呼呼地，如同大风，刮得他站不住脚，睁不开眼。他们愣愣地，你望我，我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