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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彭红叶说的女孩。他还想彭红叶最后嘶叫的那句话：“家得！家得！”她在叫谁？或者她想告诉他什么？一路上他一直想着这个，在邮局门外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听错了，彭红叶不是在呼唤谁，她可能是在说：“假的！假的！”没有那个孩子，没有所谓的惊喜。在最后的关头，她竭力想告诉他的就是这个。
后来他才知道彭红叶果然没有孩子，她弟弟有一女孩，时近两岁。
他驱车赶回本市。他没想到自己还要遭遇又一重惊险：出省城不久，有一辆高速行驶的越野车在他前方因超车失控，撞到路中护栏，弹到路旁，翻倒在路坡上。侯文茂赶到出事车辆旁，里边的人已经爬出来，两个人，满头满脸的血，坐在地上向他招手。侯文茂本能地踩刹车，把车停在路边。
他抓起手机，赶紧开机报警。今日情况特殊，无法多帮忙，报警后他立即驶离。
除了这个意外，没有碰上更激动人心的事项，后来的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赶回本市，悄悄把奥迪车停回原处，戴着太阳镜走出小区。省城的两位记者在约定时刻到达。下午一起前往新店，“救命司机”被青年农民夫妇一眼认出，场面相当感人。
只有一个插曲稍嫌意外：记者让侯文茂抱抱青年夫妇的男婴，想为救助人和得救者拍一张照片。侯文茂伸出胳膊，又缩了回去。他举起右手，示意手指头上的“一贴好”胶布。他说前天宰鱼，意外被鱼刺刺伤，现在有些痛。他担心伤处感染了某种病菌或者病毒，不能用它碰孩子，婴儿多可爱，人之初纯洁无瑕，别让他的手给污染了。
他在那时忽又发愣，呆了片刻，怅然若失。记者问他怎么啦？他摇摇头，说得很含糊，表情很无奈，“哎呀，那手机。”
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致命失误，无可挽回。数小时前他决心一搏，力争抹掉痕迹，逃避法律制裁，于万中求一，尽管知道成功可能渺茫，却不甘心如此了结。不到最后怎么能够放弃？还应坚持不懈。他在省城与本市间来回开着来历不明的奥迪车拼命跑了趟马拉松，没露出什么马脚。他细心而有效地采取各隐蔽手段，似乎这段时间里他哪都没去，只待在自己的城市等待记者从省城前来会合，然后一起前往新店。一切做得天衣无缝，他却在急切中疏忽大意，自己暴露了行踪：一出门他即关闭了手机，在省城外围突遇车祸伤员求助时他想都没想，凭一种本能开机报警，有如不久前他在新店为他人提供救助。他的行踪已经被准确存留于移动公司的记录里。
他明白自己可能将需要解释这一记录。一旦如此，他差不多已经无可逃遁。也许他还需要解释另一些更为复杂的问题？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猴？诸如此类。
侯文茂咬紧牙关，一直坚持到最后，如他跟彭红叶说过的一样。他去参加了面试，成绩没有预料的理想，排在本职位第三，分数与第二位离得较远，与第四位非常接近，差一点在此环节被淘汰出局，不过还是入了围。考虑到他做下的大案和他对自己结局的忧虑，如此成绩已属不易，他的意志果然坚强，心理素质确实不错。
在非常接近目标的时候，他看到警察向他走来。
【作者简介】杨少衡，男，祖籍河南省林州，１９５３年生于福建省漳州，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１９６９年上山下乡当知青，１９７７年起，分别在乡镇、县和设区市机关部门工作。１９７９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发表小说二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相约金色年华》、《金瓦砾》，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危险的旅途》，中短篇小说集《彗星岱尔曼》、《西风独步》、《红布狮子》、《秘书长》等。现在福建省文联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007…4…16 5：11：12举报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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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爱的树
蒋 韵
1890年，或者，1891年，一个人带着行装上路了。他离开海边的大道，沿灌木林里一条草木繁茂的小路，准备作一次环岛的旅行。后来他有了一匹马，是别人借给他的，他就骑着这马继续走向岛屿的纵深。一路上，不断有人向他打着招呼，说，“哈埃雷——马依——塔马阿！”意思是说，来我家吃饭吧。他笑笑，却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后来，有一个人叫住了他，是一个像阳光般炽热明亮的妇女。
“你去哪里？”她问他。
“我去希提亚阿。”他回答。
“去做什么？”
“去找个女人。”
“希提亚阿有不少美女，你想讨一个吗？”
“是的。”
“你要愿意，我可以给你一个，是我女儿。”
“她年轻吗？”
“年轻。”
“长得健壮吗？”
“健壮。”
“那好。请把她找来。”
就这样，欧洲人高更，在希提亚阿，找到了他的珍宝，他年轻健壮俊美、皮肤像蜜一样金黄的塔希提新娘。他用马把他的新娘、他幸福和灵感的源泉驮回了岛上的家。
两年后，这个男人离开了，他乘船离开塔希提回法国去。他的女人，坐在码头的石沿上，两只结实的大脚浸在温暖的海水里，插在耳边的鲜花枯萎了，落在双膝上面。一群女人，塔希提女人，望着远去的轮船，望着远去的男人，唱起一首古老的毛利歌曲：
南方来的微风啊，东方来的轻风，你们在我头顶上会合，互相抚摸互相嬉闹。请你们不要再耽搁，快些动身，一起跑到另一个岛。请你们到那里去寻找啊，寻找把我丢下的那个男人。他坐在一棵树下乘凉，那是他心爱的树，请你们告诉他，你们看见过我，看见过泪水满面的我。
——取材自《诺阿·诺阿》
一、梅巧和大先生
梅巧16岁那年，嫁给了大先生。大先生比她大很多，差不多要大二十岁，所以，梅巧不可能是大先生的结发妻子。大先生的发妻，死于肺痨，给他留下了一双儿女。迎娶梅巧时，大先生的长子，已经考到了北京城里读书，而女儿，也快满13岁了，一直跟随祖母在乡下大宅里生活。
嫁给大先生，梅巧是有条件的。梅巧本来正在读师范，女师，由于家境的缘故辍了学。梅巧的条件就是，让她继续上学读书。
“让我念书，我就嫁，”她说，“70岁也嫁。”
这后半句，她说得狠歹歹的，赌气似的。其实，和谁赌气呢？梅巧就是这样，是那种能豁出去的女人。当然，从她脸上你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她一脸的稚气，两只幼鹿一样的大黑眼睛，很温驯，嘴唇则像婴儿般红润娇艳，看上去格外无辜。她坐在窗下做针线，听到门响，一抬头。这一抬头受惊的神情，就像幅画一样，在大先生心里，整整收藏了50年。
这是座小城，至少，在梅巧心里，它是小的。梅巧向往更大的天地，更大的城市。如果具体一点，这个“更大的”城市大概叫做巴黎。
因为梅巧想做一个画家。
七八十年前，梅巧的城市一定是灰暗的。北方城市通常都是这样一种暗淡的灰色。如果站在高处，比如说，城东那座近千岁的古塔上，你会觉得这小城安静得就像沉在水底的鱼，灰色的瓦像鱼鳞一样密不透风覆盖着小城的身体。这让梅巧郁闷，梅巧就在画上修改着这城市的面貌，她把屋瓦全部涂抹成热烈的红色。一片红色的屋顶，铺天盖地，蒸腾着，吼叫着，像着了大火。大先生评价说：
“恐怖。”
此时梅巧已是身怀六甲，身子很笨了，不能再去学校上课。大先生就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为她补习功课。白天她守着一座空旷的两进的四合院，闲得发慌，日影几乎是一寸一寸移动着，她伸手一抓，摊开手掌，满掌的阳光。又一抓，握紧了，再摊开，又是满满一掌。这么多的时光要怎么过才过得完？梅巧叹息着，听见树上的蝉，知了知了叫得让人空虚。
大先生是个严谨的人，严谨，严肃，古板，不苟言笑，很符合他的身份。大先生是这城中师范学校的校长，兼数学教员。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