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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带来一些内衣、短袜以及旁氏冷霜，因为我的两手冻得很糟糕。我开始哭了，这不太像我，她想拥抱我，除非你不让她接近你；我试图告诉她，不，我感觉很好，我哭了，是因为我高兴，可我没法给她解释。当我们在厨房干活，或在院子里劳动时，我们渐渐说笑，尤其是当那个模范犯人不是一个母狗时，我们甚至还哼歌呢。所以，人情绪很好的时候，也就不质问狂热这东西了。
狂热并不总是存在，或要死去。当然，他妈的，我决不会自杀的。昨天在康乐室里我感觉有点紧张，坐不安宁，我望见我周围的人都是陌生人，我就想，嗨，你不可能知道她们也是你的姐妹呀。她们中有些人悲伤，忍气吞声，瞧不起自己，像是心都碎了，由于这里的伙食，她们的皮肤糟糕，头发容易弯曲。有一个叫特丽斯的，是一个逃犯，他们称“逃犯”为流放者，她从她的养父母家逃了出来，因为她的养父骚扰她，她说；实际上她是想去她自己的家，结果她被抓到了，而且不是第一次，所以，她在这里已经八个月了。他们以“不可救药”的名义让她认罪，就像我一样，记录在案。还有一个叫万寿菊的，她很害羞，说话轻声细语，她将烈酒倒进她妈妈的男朋友的耳朵里，这个家伙经常殴打她和她妈妈。她说，她很遗憾那家伙没有死，但也伤得不轻。有一个叫尼可的，长得有点像马迪你，一个聪明的女孩，戴一副眼镜。她入店行窃，然后逃跑；有时候，她一看见有东西朝她冲来，她就会尖叫，我们不得不让她安静下来。还有叫康尼的，我一直看着她，还有金格尔、洛里，以及我的室友博比。博比因帮她自认为是她男朋友的家伙隐藏偷来的东西被警察逮捕。可怜的博比有点迟钝，她过于信任他人，不提问题。此刻她正受到某种伤害，我说，或没说，这样害羞地快速地看我，她像丽塔，像成为我们结拜姐妹之前的丽塔一样吮吸手指头。还有荷兰女孩，她打着呵欠，你可想象她的下颌要裂开了，她身上裹得紧紧的，宛如一条蛇缠身。她认为她是我的敌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是这里所有女孩的敌人。她向看守打报告，有时候她想做我的朋友，我不跟她做什么朋友，狗屁，她也在监视我。然后还有一个叫伯纳德特的，独自坐着，嘴巴松弛着，凝视着，每个人都躲开她，因为她曾有一个婴儿，她让那婴儿死在某处的地板上，也许是火车站的妇婴室。我望着这些康乐室的女孩们，地板上那肮脏的深绿色的粗毛地毯，一些别人捐赠的到处摊着的杂志，如《生活与女性家庭期刊》和《读者文摘》。就像有人在扇我耳光，叫醒我，忘记我个人的思想。天哪，她们都是我的姐妹，就像我，像我的“狐火”姐妹呀！
一方面，我所看见的都是穷人；另一方面，在红岸管教所这儿，都是白人女孩和黑人女孩。
一个炎热无风的日子，他们通知她，有一个探监的人来看她——“你爸爸。”
长腿笑了，“他！——他想干什么？”
从“隔离室”出来到探监室，她仍然浑身哆嗦，嘴里面只觉得好冷。
他来了，阿布·萨多夫斯基，油灰色的脸，眼睛周围布满遭受创伤的神色；一丝淡淡的柔和的微笑，卷起的嘴唇意味着他也许一直在喝酒；他从车里走了出来，锁上汽车前排座位前放手套等零星物品的杂物箱，当然，那里面定会有一个纸袋，一品脱四朵玫瑰牌酒。
父女望见了彼此，两人都很快将眼睛倾斜到一边去，好像灌醉了酒似的。
“嗯，喂，亲爱的。”
“嘿。”
为什么他会来，他可并不爱她，或给过她什么他妈的爱，她清楚。不可能不清楚，因为四个半月来他从没有来看望过她，也从没有给她写过信——那是自然。
正如他以前解释的那样，他不是那类舞文弄墨的人。
此刻，他清清他的喉咙，在椅子上挪一挪他那狭窄的臀部，试图想笑，带着抽烟人的沙哑的声音说，“嗯，玛格丽特，你看起来气色不错，你感觉怎么样？”
长腿很害羞地闷闷不乐地低声说了什么。
“嗯？没听清。”
“——我说了好。”
“是吗？你看起来——好，看起来不错。”停了一会儿。他又试着笑了笑，你能明白他是好意。在这样潮湿的七月的一个下午，他穿一件货真价实的运动外套，头发湿漉漉的，从前额往后梳得整整齐齐。“你睡得好吗？伙食怎么样？”
“好。”
长腿说出这个词，这个措辞，这个如此平凡的词，好。她的嘴唇扭曲着，充满尖锐的讽刺和一丝假笑。
蓦然，一阵莫名其妙的愤怒攫住了他们俩，父亲和女儿。后来，他们都疲惫不堪了。
既然他采取了主动，做了努力，阿布·萨多夫斯基就继续向前，尽量不用责备的话语，是的，他尽力了，你会看出这一点。他缓缓地漫无边际地说了起来，有点自责，也有些目中无人，说起一些长腿不感兴趣的事情，如邻居的消息，下街区的消息，他自己认识的但是间接的亲戚的情况；工会活动的消息，即他上班的工厂的情况。父亲和女儿在桌子对面礼貌地望着，桌面是三十六英寸的黏糊的比弗木做的；头顶上的墙上高高地悬挂着一架钟：两点二十五分。红色的秒针梦幻般地转动着。两个下巴松弛的看守在值日，她们穿着硬挺的白色罩衣和蓝色的裙子。沿着这张木桌一溜有六个室友正与探视的人会面，他们都小声地交谈着，不时地笑一笑，或许还哭了，总是有眼泪。你不要向旁边张望，你要尊重别人的隐私，像动物一样紧紧地包裹着自己。你学会尊重隐私，因为这是很珍贵的东西。除了长腿和她父亲，探监室还有一个黑人家庭，长腿不知道那个女孩的名字，她的母亲和姐姐正亲切地与她说话，她细细的话声里透露出强烈的情感，向她们保证着什么，这样的情感一直持续了半小时。但是，阿布·萨多夫斯基和他的女儿一直拘谨地坐着，干燥的眼里闪着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愤怒神色，每过几秒钟，就会陷入一阵难堪的沉默之中。长腿现在正在更直接地打量着他的父亲，她的眼睛缩了起来，打量着他。倘若他敢，她倒乐意让那无情的人读她的心思啦。
你怎么能够背叛我，像你做的那样。你公开地说我的谎话，而且是那样的恶心。
好像他能读懂她的心思一般，或者能明白她的眼神，阿布·萨多夫斯基开始采取主攻，说了起来，更多的脏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他说，他从一个社会工作者那里听说过她的那个名字，她在红岸管教所一直有“行为问题”，她得了许多“记过”，因此她的刑期要被延长，他很难过，他妈的很难过听说这些事情，因为，她干了这样不计后果的事才被逮了起来，看在基督的份上，她做了些什么，要这样彻底地毁灭自己的生活，她自己的和他的生活，这难道还不够吗？而且——
长腿突然打断他，好像她一直没有在听他的，“说说我妈的事。她一定出了什么事。”
“什么？”
“她怎么死的？这事一定与你有关，不是吗？”
“什么？”
于是又出现了一阵长长的沉默。此刻他们两人都望着对方，没有退缩。长腿坐直了，两手紧握放在膝盖上，两脚平放在地板上。她近来是真正地控制住自己了：过去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关禁闭，事实上她在帮助教书，或是试着教一些女孩子学习识字和写字。她吃东西，体重开始增加，长得越来越结实，她呼吸均匀畅通，如空气一般。除了这个男人，这个说谎者，这个叛徒，这个说是她父亲的男人，在她面前站起身来，像个威胁。
她小心翼翼地，声音刚好只让阿布·萨多夫斯基听得见，长腿说，“有一次我问你，你却不愿意告诉我。她怎么会死的。我的妈妈怎么就会死呢。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是不会死的。我听到邻居们说的，但我不想相信——你知道人们是怎么回事。”长腿停了停，望着她的父亲。她太了解他了，他想逃，站起身来，走出这个大门，再不回头望她一眼。“——是你干的，对不对？做了那个手术？”
阿布·萨多夫斯基胆怯地说，“——手术？”
“流产——不是吗？”
阿布·萨多夫斯基生气地但又负疚地咕哝着，“”流产“！你究竟知道什么——”流产“！你还是一个孩子！”——他摸索出一张克里内克丝面巾纸，擦了擦嘴，还擦了擦那汗津津的多肉的下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