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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小胡同 作者:萧乾-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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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虽然是编着玩的,从中却看得出我们是把耶稣当作自己人看待,认为他是穷哥们儿当中的一个。后来他收的门徒,不是打鱼的就是扛长活的。所以对于耶稣本人,我非但不曾有过反感,而且还是感到亲切而同情的。 
  他的死又是那么悲惨,那么壮烈,那么不平凡。在客西马尼园与门徒诀别的那晚,他对自己将遭受的酷刑是清醒的,也是无所畏惧的。文革时,每看到红卫兵用挂黑牌和喷气式侮辱知识分子,我就联想起耶稣被钉十字架前还逼他穿上紫袍,给他戴上荆棘编成的皇冠,肆意殴打并戏弄他的事。 
  对于《圣经》以及对于耶稣这一富有革新精神的历史人物,我非但从未反对过,而且深深景仰。至于十九世纪以来基督教在我国行医办学,向落后地区传播现代知识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受惠者,更怀有感激之情。近几十年来,基督教会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也起过并起着 
  推动作用。 
  二、安 娜 
  在谈我对基督教的看法之前,我必须先说明一个个人情况:我有一位四堂嫂,名叫安娜。她不但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还是位传教士,一位原教旨主义者。二十年代末,我未满十岁时,这位美国姑娘就嫁到萧家。四堂兄当时的家境比三堂兄略好一些,但过的也仍是紧日子。四堂兄倒真像个蒙古人,浓眉大眼,身材魁梧,又很聪明。他考上了山东齐鲁大学社会系。1926 年介绍我参加 CY,并直接领导我的李安宅(仁斋 ),就是他的一位同窗。 
  安娜如今已年近百岁,正在美国西岸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小镇安度晚年。她在中国足足呆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尼克松访华后两年,于1974 年才被接回美国。 
  回忆自己同基督教的关系时,我无法把安娜略掉。因为尽管她始终未能说服我去皈依基督教,但她毕竟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并曾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而且在感情上,除了我念念不忘的那位大堂姐,在我父母双亡的童年,她也曾是我的半个母亲。 
  先得说说安娜和我们家族的关系。 
  我的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是老大,只生了我这个儿子。三叔原配生了一男一女。男的就是三堂兄,女的就是那位终身未嫁的老姐姐。安娜是我二叔家四堂兄(他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 的妻子。 
  萧家既然是北京东北城一个贫寒人家,四堂兄怎么会娶上一位美国媳妇呢?我也一直纳闷。可能彪形大汉的他,身上另有一种魅力。而且安娜还不是头一个看中他的美国姑娘。我记得在那之前,有个名叫寒尔玛的也来串过门。我也许是家里最早发现四堂兄和安娜定了情的。照外国规矩进人家的屋子,要先叩门。那时我是个愣小子,可不懂这一套。一回,我猛地撞了进去,看到安娜正坐在四堂兄的膝上。于是,我就觉察出她将做我的四堂嫂了。她还给我起了个洋名字:罗伯特,并说那是她在美国的弟弟的名字。 
  二十年代,白种的美国人嫁给黄种的中国人,那可是大逆不道!两个都是教徒,所以得在教堂里举行由一位牧师主持的婚礼。可是,全北京城他们就是找不到一个肯于豁出去为他们主持婚礼的牧师。美国领事馆大概也立即取消了安娜的国籍,听说她的胞弟在七十年代费了不少周折才使她恢复国籍。 
  我一直敬重安娜,佩服她冲破种族成见及白人优越感的勇气。为了爱情,她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这位四堂嫂使我晓得了什么是原教旨主义。不但《圣经》中所有的奇迹她都深信不疑,而且她动不动就跪下来向上帝请示。她丝毫也没能引起我对宗教的兴趣,然而她是位优秀的英语教师,既耐心,讲解又清楚。我们除了见面用英语交谈(每逢我讲错,她立即指出 ),我还经常给她写英文信。她改得十分仔细认真,只是在回信中从未忘在老北京的街头,可以看到摆开阵势唱大鼓的。有时,有钱人家也会叫他们去家里说书唱曲。
  记提到主耶稣。好在她并不像学校那么强迫我。她是那么真诚善良,多次问我:领不领洗?我只是摇头。她就无可奈何地叹息。她始终是我的好四嫂。 
  作为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洋媳妇,安娜够得上贤慧二字。她从未像旧社会许许多多在华的外国人那样养尊处优过。她真正分担了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一个蒙族人家的疾苦。她刚结婚时,上有婆婆(四堂兄的继母 ),又有两位大伯和一位大姑。
  安娜对我还有救命之恩。1926 年,我因参加 CY,一度被捕,是安娜托人把我营救出来的。我被软禁在学校期间,每逢星期天她必带几位教友来探望我。事先她可能已得到校方的默许。我们总是在门房对面的会客室见面。那些热心的教友,一个个夹着《圣经》和《颂主诗歌》。说不上几句,他们就打开《圣经》念上一段,接着就唱起颂歌。最后还闭上眼睛,祷告仁慈的上帝拯救我这个迷途羔羊。 
  一连来过几次后,安娜问我领不领洗。我依然坚定地摇头。当他们唱歌祈祷时,我却在惦念曾同我一起关在报房胡同的那些难友。其中竟有个比我还小几岁的孩子。为什么我被放出来了,而他却还关在里面?左不过是因为我有安娜和她去恳托的洋校长!上帝也只救那些有门路的人。 
  那些年,军阀正在混战。北京城动辄就戒严。她经历了北伐后的艰苦岁月,抗日战争期间,她们一家人又都困在沦陷的北平。她像旧式的中国媳妇那样孝敬老的,服侍同辈的,照顾小的(她生有一男二女 )。除了操持家务,她还先后在好几所大学和中学教授英语,挣钱支撑那个家。 
  1946 年,我由英国回沪,曾偕有一半英国血统的妻子格温去看安娜。一进大门,只见当时已鬓发灰白的安娜,正弯腰在院中一只木盆里洗着衣服。看到我们,她马上直起腰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迎了过来。转年格温决定同我分手时对我说,她原以为中国都是荷花垂柳,亭台楼阁,自从看到安娜那副情状,尽管这是生养自己的中国父亲的土地,她却不想再在这里呆下去了。 
  格温看到的其实还不是安娜的生活中最落魄的阶段。五十年代初,四堂兄一度失业,就去南斯拉夫驻京大使馆当上一名秘书。及至铁托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公敌,那位秘书也势所必然地进了劳改农场。他在茶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那以后,整个一家的担子就都落到这位美 
  国媳妇身上了。 
  早在 1949 年,我就向当时的领导乔冠华坦白了自己有安娜这么个社会关系。我得到的指示是:不要跟她往来。于是,我一直没敢再去见她——其间,有六年我们和安娜一家人住得只相隔一条胡同。我就是凭这股子不越雷池一步的自我约束,几十年来没碰上更大的风暴,没被送入劳改营。1979 年我才在事先得到组织上谅解的情况下,从衣阿华赶到洛杉矶旁的小镇惠提尔去看望这位老嫂嫂。1983 年,她同女儿和孙女外孙女一起,往还乘四小时汽车,专程到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来看我和洁若。拥抱之后,年过九旬的她侧着头,泪汪汪地望着我,颤音问道:仍然不信教吗?我把她抱得更紧些,却坚定地回答:仍然不信。她叹了口气说:我很失望,我曾劝了那么多人归主,但我没能劝成你。可我还是要感激你,因为你从来没有骗过我。 
  我有时想:宗教信仰给了安娜以毅力。她未能把我劝入教,因而对我感到失望,却从未有过怨恨。 
  三、超自然的存在 
  在宗教问题上,我的焦点始终不曾纠缠在有没有神上,在小说《蚕》中,写到桑叶罄尽、众蚕奄奄一息时,我只是说:啊,孩子们,你们想我是全能的主宰,是拥有一切的主人,便将命运交给我摆布。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大于你们的一个生物,忙得自己都顾不过来。这就是说,即便有位上帝,他对世界上的饥荒也是束手无策的。这里,我并没从根本上否定超自然的存在,仅仅是说,即便有,它也帮不上什么忙。 
  西方有个笑话,说一次航海中,船遇到风暴,眼看就要沉没。这时,船上所有的人统统跪下来向上帝祷告,拯救灵魂。惟独有个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不肯下跪。然而其他人害怕一马勺害一锅,由于他的异端累了大家,就坚持非要他跪下来祈祷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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