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馄饨挑子也一样。一头儿是一串小抽屉，里头放着各种半制成的原料：皮儿、馅儿和佐料儿，另一头是一口汤锅。火门一打，锅里的水就沸腾起来。馄饨不但当面煮，还讲究现吃现包。讲究皮要薄，馅儿要大。
从吆喝来说，我更喜欢卖硬面饽饽的：声音厚实，词儿朴素，就一声硬面——饽饽，光宣布卖的是什么，一点也不吹嘘什么。
可夜晚过的，并不都是卖吃食的，还有唱话匣子的。大冷天，背了一具沉甸甸的留声机和半箱唱片。唱的多半是京剧或大鼓。我也听过一张不说不唱的叫洋人哈哈笑，一张片子从头笑到尾。我心想，多累人啊！我最讨厌胜利公司那个商标了：一只狗蹲坐在大喇叭前头，支棱着耳朵在听唱片。那简直是骂人。
那时夜里还经常过敲小钹的盲人，大概那也属于打击乐吧。算灵卦！我心想：怎么不先替你自己算算！还有过乞丐，至今我还记得一个乞丐叫得多么凄厉动人。他几乎全部用颤音。先挑高了嗓子喊行好的——老爷——太（哎 ） 太，过好一会儿，（好像饿得接不上气儿啦。） 才接下去用低音喊：有那剩饭——剩菜——赏我点儿吃吧！
四季叫卖的货色自然都不同。春天一到，卖大小金鱼儿的就该出来了，我对卖蛤蟆骨朵儿（未成形的幼蛙 ） 最有好感，一是我买得起，花上一个制钱，就往碗里捞上十来只；二是玩够了还能吞下去。我一直奇怪它们怎么没在我肚子里变成青蛙！一到夏天，西瓜和碎冰制成的雪花酪就上市了。秋天该卖树熟的秋海棠了。卖柿子的吆喝有简繁两种。简的只一声喝了蜜的大柿子。其实满够了。可那时小贩都想卖弄一下嗓门儿，所以有的卖柿子的不但词儿编得热闹，还卖弄一通唱腔。最起码也得像歌剧里那种半说半唱的道白。一到冬天，葫芦儿——刚蘸得就出场了。那时，北京比现下冷多了。我上学时鼻涕眼泪总冻成冰。只要兜里还有个制钱，一听烤白薯哇真热乎，就非买上一块不可。一路上既可以把那烫手的白薯揣在袖筒里取暖，到学校还可以拿出来大嚼一通。
叫卖实际上就是一种口头广告，所以也得变着法儿吸引顾客。比如卖一种用秫秸秆制成的玩具，就吆喝：小玩艺儿赛活的。有的吆喝告诉你制作的过程，如城厢里常卖的一种近似烧卖的吃食，就介绍得十分全面：蒸而又炸呀，油儿又白搭。面的包儿来，西葫芦的馅儿啊，蒸而又炸。也有简单些的，如卤煮喂，炸豆腐哟。有的借甲物形容乙物，如栗子味儿的白薯或萝卜赛过梨。葫芦儿——冰塔儿既简洁又生动，两个字就把葫芦（不管是山楂、荸荠还是山药豆的 ） 形容得晶莹可人。卖山里红（山楂 ） 的靠戏剧性来吸引人，就剩两挂啦。其实，他身上挂满了那用绳串起的紫红色果子。
有的小贩吆喝起来声音细而高，有的低而深沉。我怕听那种忽高忽低的，也许由于小时人家告诉我卖荷叶糕的是拍花子的——拐卖儿童的，我特别害怕。他先尖声尖气地喊一声一包糖来，然后放低至少八度，来一声荷叶糕。这么叫法的还有个卖荞麦皮的。
有一回他在我身后哟了一声，把我吓了个马趴。等我站起身来，他才用深厚的男低音唱出荞麦皮耶。
特别出色的是那种合辙押韵的吆喝。我在小说《邓山东》里写的那个卖炸食的确有其人，至于他替学生挨打，那纯是我瞎编的。有个卖萝卜的这么吆喝：又不糠来又不辣，两捆萝卜一个大。大就是一个铜板。甚至有的乞丐也油嘴滑舌地编起快板：老太太（那个 ）真行好，给个饽饽吃不了。东屋里瞧（那么 ） 西屋里看，没有饽饽赏碗饭。
现在北京城倒还剩一种吆喝，就是冰棍儿——三分啦。语气间像是五分的减成三分了。其实就是三分一根儿。可见这种带戏剧性的叫卖艺术并没失传。
四、昨 天
四十年代，有一回我问英国汉学家魏礼怎么不到中国走走，他无限怅惘地回答说：我想在心目中永远保持着唐代中国的形象。我说，中国可不能老当个古玩店。去秋我重访英伦，看到原来满是露天摊贩的剑桥市场，盖起纽约式的购物中心，失去了它固有的中古风貌，也颇有点不自在。继而一想，国家、城市，都得顺应时代，往前走，不能老当个古玩店。
为了避免看官误以为我在这儿大发怀古之幽思，还是先从大处儿说说北京的昨天吧，意思不外乎是温故而知新。
还是从我最熟悉的东城说起吧。拿东直门大街来说，当时马路也就现在四分之一那么宽，而且是土道，上面只薄薄铺了一层石头子儿，走起来真硌脚！碰上刮风，沙土能打得叫人睁不开眼。一下雨，我经常得趟着河回家。我们住的房还算好，只漏没塌，不然我也活不到今天。可是只要下雨（记得有一年足足下了一个月 ） 家里和面的瓦盆，搪瓷脸盆，甚至尿盆就全得请出来。先是滴滴嗒嗒地漏，下大发了就哗哗地住下流。比我们更倒楣的还有的是呢，每回下雨就得塌几间，不用说，就得死几口子。
那时候动不动就戒严。城门关上了，街上不许走人。街上的路灯比香头亮不了多少，胡同里更是黑黢黢的。记得一回有个给人做活计的老太太，挎着一包袱棉花走道儿，一个歹人以为是皮袄，上去就抢。老太太不撒手。那家伙动了武，老太太没气儿啦。第二天就把那凶手的头砍下来，挂在电线杆子上。
看《龙须沟》看到安自来水那段，我最感动了。那时候平民只能吃井水，而且还分苦甜两种。比较过得去的，每天有水车给送到家门口。水车推起来还吱吱 地叫，倒挺好听的。我们家自己就钉了个小车，上头放两只煤油桶，自己去井台上拉，可也不能白拉。
这几年在北京不大看见掏粪的了。那时候除了住在东单牌楼一带的洋人和少数阔佬，差不多都得蹲茅坑，所以到处都过掏粪的。粪是人中宝。所以有粪霸，也有水霸，都各有划分地带，有时候也闹斗殴。
至于垃圾，满街都是，根本没有站。北京城有两个地名起得特别漂亮：一个是护国寺旁边的百花深处；一个是我上学必经的八宝坑。可笑的是，这两个地方那时堆的垃圾都特别多，所以走过时得捏着鼻子。
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北京有电车了。起初只从北新桥开到东单。开的时候驾驶员一路还很有节奏地踩着脚铃，所以也叫叮当车。我头回坐，还是冰心大姐的小弟为楫请的。从北新桥上去没多会儿，就听旁边的人嘀咕：这要是一串电，眼睛还不瞎呀！我听了害起怕来。票买到东单，可我一到十二条就非下去不可。我一回想这件事心里就不对劲儿，因为这证明那时我胆儿有多么小！
五十年代为防细菌战，北京不许养狗了，真可我心意。小时候我早晨送羊奶，每次撂下奶瓶取走空瓶时，常挨狗咬。那阵子每逢去看人，拍完门先躲开，老怕有恶犬从里头扑出来。1945 年在德国看纳粹集中营的种种刑具时，对我最可怕的刑罚是用十八条狼犬活活把人扯成八瓣儿咬死。
那时出门还常遇到乞丐。一家大小饿肚皮，出来要点儿，本是值得同情的，可有些乞丐专靠恐怖方法恶化缘。在四牌楼一家铺子门前，我就见过一个三十来岁满脸泥污的乞丐，他把自己的胳膊用颗大钉子钉到门框上，不给或者不给够了，就不走。更多的乞丐是利用自己身上的脏来讹诈。他浑身泥猴儿似的紧紧跟在你身后。心狠的就偏不给，叫他跟下去，但一般总是快点儿打发掉了心净。可是这个走了，另一群又会跟上来。
另外还有变相乞丐，叫念喜歌儿的。听见哪家有点儿喜事，左不是新婚，孩子满月，要不就是老爷升官，少爷毕业，他们就打着竹板儿到门前念起喜歌了。也是不给赏钱不走，要是实在拿不到钱，还有改口念起殃歌儿来的呢。比方说，在办喜事的家门口念到：一进门来喜冲冲，先当裤子后当灯。完全是咒话。
比恶化缘更加可怕的，是过大车的。我就碰上过一回，那时候我刚上初中，好几宿就睡不踏实。大车就是拉到天桥去执行枪毙的死囚车，是辆由两匹马拉的敞车。车沿上坐着三条好汉。一个个背上插着个招子，罪名上头还画着红圈儿。旁边是武装看守—— 也许就是刽子手。死囚大概为了壮壮胆，一路上大声唱着不三不四的二黄，走过饽饽铺或者饭馆子，就嚷着停下来，然后就要酒要肉要吃的，一边大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