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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 9 月初。
法国邮轮让 · 拉博德号在新加坡停泊两个小时加完水之后，就开始了它横渡印度洋 6000 海里的漫长航程。离赤道那么近，阳光是烫人的。海面像一匹无边无际的蓝绸子，闪着银色的光亮。时而飞鱼成群，绕着船头展翅嬉戏。
船是在欧战爆发的前一天从九龙启碇的。多一半乘客都因眼看欧洲要打大仗而退了票。阿拉米斯号开到西贡就被法国海军征用了。这条船从新埠开出后，三等乘客就只剩下我、一位在阿姆斯特丹中国餐馆当厨师的山东人和一个亚麻色头发、满脸雀斑的小伙子。餐厅为了省事，就让我们也到头等舱去用饭。
在我心目中，一艘豪华邮轮的餐厅理应充满欢乐的气氛。侍者砰砰开着香槟酒，桌面上摆满佳肴和各色果品。随着悦耳的乐声，男女乘客像蝴蝶般地翩然起舞。乘客中间如有位女高音，说不定还会即席唱起她的拿手名曲。
很失望，这是一条阴沉的船，船上载的净是些愁眉苦脸的人。在餐桌上，他们有时好像不知道刀叉下面是猪肝还是牛排，因为他们全神几乎都贯注在扩音器上，竖起耳朵倾听着他们的母亲法兰西的战争部署：巴黎实行灯火管制了，征兵的条例公布了——是的，这是对大部分男乘客切肤的事，因为船一靠码头，他们就得分头去报到，然后，换上军装，进入马奇诺阵线了。女乘客也有自己的苦恼：得忍受空袭，物资的短缺，守着空帏去等待那不可知的命运。他们的眼睛是直呆呆的，心神是恍惚的。一位女乘客碰了丈夫的臂肘一下，说：亲爱的，那是胡椒面！他正要把小瓶瓶当作糖往咖啡杯里倒。
正因为大家这么忧容满面，就更显出三等舱里那个有雀斑的小伙子与众不同了。他年纪在二十岁左右，是个最合兵役标准的青年。可他成天吹着口哨，进了餐厅就抱着那瓶波尔多喝个不停。酒一喝光，他就兴奋地招呼侍者添酒啊，船上虽然没举办舞会，他却总是在跳着探戈。
每天早晨 9 点，全船要举行一次遇难演习。哨子一吹，乘客就拿着救生圈到甲板上指定的地点去排队，把救生圈套在脖颈上，作登上救生艇的准备。我笨手笨脚，小伙子常帮我一把。因为熟了一些，一天我就说：这条船上的乘客都闷闷不乐，就只有你一个这么欢蹦乱跳。
是啊，他沉思了一下，朝印度洋啐了口唾沫说：他们都怕去打仗。我可巴不得打起来。我天天盼！从希特勒一开进捷克就盼起。唉，（他得意地尖笑了一声。） 可给我盼到了。
我真以为是在同一个恶魔谈话哩，就带点严峻的口气责问他为什么喜欢打仗。
你知道吗？我是个无国籍的人，他接着又重复一遍，无国籍4 4 4。
我妈妈是个白俄舞女，（随说随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我爸爸吗？
（他猴子般地耸了耸肩头，然后摊开双手。） 不知道。
他也许是个美国水兵，也许是个挪威商人。反正我是无国籍。现在我要变成一个有国籍的人。
怎么变法？他肯于这么推心置腹，使我感动了。于是，对他也同情起来。
平常时期？没门儿。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国缺男人。他们得召雇佣兵。所以，（他用一条腿作了个天鹅独舞的姿势。） 我的运气就来了。船一到马赛，我就去报名。
我望着印度洋上的万顷波涛，摹想着他——一个无国籍的青年，戴着钢盔，蹲在潮湿的马奇诺战壕里，守候着。要是征求敢死队，他准头一个去报名，争取立个功。
然而踏在他脚下的并不是他的国土，法兰西不是他的祖国。他是个没有祖国的人—— 1949 年初，我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做出了决定自己和一家命运的选择。
其实，头一年这个选择早已做了。家庭破裂后，正当我急于离开上海之际，剑桥给我来了一封信：大学要成立中文系，要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当时我已参加了作为报纸起义前奏的学习会，政治上从一团漆黑开始瞥见了一线曙光。同时，在国外漂泊了七年，实在不想再出去了。在杨刚的鼓励下，就写信回绝了。
1949 年 3 月的一天，我正在九龙花墟道寓所里改着《中国文摘》的稿子，忽然听到一阵叩门声。哎呀，剑桥的何伦① 教授气喘吁吁地来了。他握住我的手解释说，是报馆给的地址。然后坐下来，呷了一口茶，才告诉我这次到香港他负有两项使命，一个是替大学采购一批
中文书籍——他是位连鲁迅这个名字也没听说过的《诗经》专家，另一项是亲自把你同你们一家接到剑桥。口气里像是很有把握。他认为我那封回绝的信不能算数，因为那时中国（他指的是白色的中国 ） 还没陷到今天的危境（指的是平津战役后国民党败溃的局面 ）。他估计我会重新考虑整个问题。
在剑桥那几年，这位入了英籍的捷克汉学家对我一直很友好，我常去他家吃茶，还同他度过一个圣诞夜。他一边切着二十磅重的火鸡，一边谈着《诗经》里之字的用法。饭后，他那位曾经是柏林歌剧院名演员的夫人自己弹着钢琴就唱了起来。在她的指引下，我迷上了西洋古典音乐。
可是当时他所说的危境正是我以及全体中国人民所渴望着的黎明。我坦率地告诉他说，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国在重生，我不能在这样时刻走开。
两天后，这位最怕爬楼梯的老教授又来了。一坐下他就声明这回不是代表大学，而是以一个对共产党有些了解的老朋友来对我进行一些规劝。他讲的大都是战后中欧的一些事情：玛萨里克②死的不明不白啦，匈牙利又出了主教③叛国案啦。总之，他认为在西方学习过、工作过的人，在共产党政权下没有好下场。他甚至哆哆嗦嗦地伸出食指声音颤抖地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
随说随戏剧性地站了起来，看了看腕上的表说 ：我后天飞伦敦。明天这时候我再来——听你的回话。对于我说的我不会改变主意的声明，他概不理睬。他只伸出个毛茸茸的指头逗了一个摇篮里的娃娃说：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西方只有一位何伦，东方的何伦却不止一位。有的给我送来杜勒斯乃兄写的一部《斯大林传》，还特别向我推荐谈三五年肃反的那章。有的毛遂自荐当起参谋：你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延安有老朋友了解你？等斗你的时候，越是老朋友就越得多来上几句。别看香港这 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等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了下属的时候再瞧吧。受了委曲不会让你像季米特洛夫④那么慷慨激昂地当众讲一通的，碰上了德莱季雷福斯⑤那样的案子，也不会出来个左拉替你大声疾呼。
于是，参谋出起主意了：上策嘛，接下剑桥的聘书，将来尽可以回去作客。当共产党的客人可比当干部舒服。中策，当个半客人——要求暂时留在香港工作，那样你还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又可以旧门环
北京城杂忆
一、市与城
如今晚儿，刨去前门楼子和德胜门楼子，九城全拆光啦。提起北京，谁还用这个城字儿！我单单用这个字眼儿，是透着我顽固？还是想当个遗老？您要是这么想可就全拧啦。
咱们就先打这个城字儿说起吧。
市当然更冠冕堂皇喽，可在我心眼儿里，那是个行政划分，表示上头还有中央和省哪。一听市字，我就想到什么局呀处呀的。可是城使我想到的是天桥呀地坛呀，东安市场里的人山人海呀，大糖葫芦小金鱼儿什么的。所以还是用城字儿更对我的心思。
我是羊管儿胡同生人，东直门一带长大的。头 18 岁，除了骑车跑过趟通州，就没出过这城圈儿。如今奔 76 啦，这辈子跑江湖也到过十来个国家的首都，哪个也比不上咱们这座北京城。北京市，大家伙儿现下瞧得见，还用得着我来唠叨！我专门说说北京城吧。
谈 起 老 北 京来，我心里未免有点 儿 嘀 咕！ 说 它坏，倒落不到不是。要是说它好，会不会 又 有 人 出 来 挑剔？其实，该好就是好，该坏就是坏，用不着多操那份儿954年时的宣武门南侧面心。反正好的也说不坏，坏的说成好，也白搭。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况且时代朝前跑啦。从前用手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