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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ㄍ炼涞娜从幸槐荆Ｖ劣谥幸胗ⅲ小妒匾谷恕罚═he Night Watchman）是自己译自己，更早的有New Chinese Poetry等。
金：请问您的译作多数是应邀而译的，还是自己挑选的？
余：有的是应邀而译的，如宋淇主编的《美国诗选》，结果还是很喜欢。有的是自己挑选的，则如《土耳其现代诗选》。至于王尔德的戏剧，就是上课当教材用的，翻译前，等于已经口译过，就乐得把它译出来。
金：请问您自认为哪一部作品用力最深？
余：用力最深啊？都要用点力呀！也许可说是《梵谷传》吧！这本书得到的回响最多，反应最强，除了翻译外，还是对艺术的提倡，翻好了，后面还要做一个表，把书中提到过的艺术家简历都列出来，做得比翻译多一点。其他的作品都花了不少工夫。
金：您的作品是学者、作者、译者三者俱全。
余：对。这对自己也是一种蛮好的要求，当然翻译不同的文类有不同的诠释。宋淇主编的《美国诗选》，大概有一半是我译的，其中要译的诗人很多，例如爱伦坡，他的形式是很复杂的，如alliteration（头韵）等，翻起来都必须克服，至少译出来是一种approximation，虽说不是对等，但是却是一种近似原作的风格。那时很年轻，才30岁左右，开始时，还不到30，才二十八九吧！是个新手，但是，却很认真地在做。
金：林文月教授曾写过一篇《一人多译与一书多译》的文章，提到在翻译的过程之中，译不同的作者，应作不同的尝试，您译的《美国诗选》，不同诗人有不同诗风，您翻译时有没有考虑这问题？是刻意地去分辨诗风？还是当时全心全意投入去译，并没考虑这问题？
余：翻译的过程，一半知性、一半感性。译诗，是蛮感性的。原则上，译者应该是个〃千面演员〃，演什么角色，角色需要什么，就表现什么。真正译的时候，译者本身的风格，当然也有关系。
我认为原文的形式，应尽量贴近，这样，译者风格就不会笼罩原文了。以译诗来说，我是想做到韵体诗译出来要押韵，很多人一译，就变成自由诗了，这就不合格了。反过来说，把自由诗译成工整的押韵的情况就比较少。我自己对这点一向都很自制。
金：诗比较有格式，译小说又如何？
余：以译小说来说，我译《梵谷传》跟《录事巴比托》时，原文的一句，一定译成一句，不会断成两句。我的句子不会在原文的句号之前停顿，多出一个句号。至于长句切短，我最多加个分号，我是相当忠实于句法的。当然句序会改变，但我会尽量贴近原文的格式，这样就比较容易辨别原文的风格。比方说，译海明威的《老人和大海》，原文是27000字，译成中文是50000字。我当年翻这本书时才24岁，相当的presumptuous。书是翻了，但是海明威的风格相当tough，我翻得文了一点。当时在序文中我说：〃我的译文比起The Old Man ａｎｄ the Sea的原文，好像是在水手的手上加了一副手套〃。现在再译，就会tough一点。海明威是有点反文学的，他是个〃世俗之人〃。他的风格跟我当年的风格不同。当时自己年轻，才二十四五岁，在创作天地间也还没见过很多世面啊！自己只有两把刷子。现在翻译的范围大了，该有四五把刷子呀！当时二十几岁，阅历有限，深度不够，不足以去应付海明威。我现在70岁了，去应付63岁的海明威，应该不同了。我当时是新手，海明威也只有一种风格，海明威是反19世纪传统修辞的，他的句子之间老是用〃and〃，比较少复杂的句子，倒有点像中文。那时我自己的风格却在西化之中。
金：您的刷子多了，但总不是海明威的刷子。
余：那当然。
金：我觉得您翻起王尔德来，倒最得心应手。
余：王尔德的风格，是文人的风格，海明威自己钦慕的是〃man of action〃。王尔德本人就绝非〃man of action〃。
金：那么，您翻译自己的作品，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您译《守夜人》，其实可能是在用英文再创作吧？
余：翻译自己的作品时，如果要自由发挥，倒是没有人会表示不满的。谁也不会说你不忠实。因此，翻译时，只考虑到某字某句用英文如何说法才有效果，倒反而不像译别人作品时那么苦心孤诣。译自己作品，比较自由，比较有出入。
金：您译自己的作品还有什么心得？
余：就算自己译自己，最了解，没误解，但选择时就不同了。因为会选用典比较不浓厚的内容，典故太多，很不方便，遇到这种情况需要加注。至于比较能跟外国人分享的，我就会选用；纠缠多的，我多避免。因此，我自己语言的range反而看不出来。我刻意去避免有文化隔阂的东西。还有一点，自己翻译自己虽可以〃上下其手〃，但是在形式上，我还是尽量忠于原文。
金：但您毕竟是在翻译，跟读者沟通有无问题？
余：当然不如创作那么顺畅。还有一类翻译，是把同时代诗人的作品译成英文，我翻了80首，是那一年帮齐邦嫒一起做的，是现代诗人的作品，零零星星。我翻译时尽量忠于原文，但译成后，各人反应不一样，其中甘苦很多，不足为外人道也。
金：您的译著，早期跟后期之间，有何明显的差异？例如《梵谷传》初译于1957年，重译于1977年，修改一万多处，现在，又过了20年，假如再译一遍，会否大事修改？
余：不会像1977年那样大事经营。主要的是因为到1977年我中文的风格已定，但1957年到1977年间的差异却很大。1977年，一个人已到了50岁，写文章的风格再犹豫，大概太晚了。
金：当年您修改大概是跟表达问题有关吧！
余：对。其实这就是译文表达的问题。译者的风格是免不了有〃stylistic range〃的，这种〃range〃愈广、愈大，就愈有周转回旋的余地。我有一篇长文，收在今年会出版的一本书里，叫《龚自珍与雪莱》，他们两人同年同月生，后来作风为人都很相近。雪莱虽是抒情诗人，也写过政治性的文章，像龚自珍。他的一篇文章，我要用《战国策》的风格来译才能对付。我们当然是20世纪的人，自然最好用当代的中文来译，但如果原文是16或18世纪的作品，未始不可用文言来翻。有时，碰到原文有意用古雅的字眼，译文也要古色古香。因此一个译者倘若不能掌握多种语言风格，译起来马上就捉襟见肘，周转不灵。
金：有时文章的文体不同，就不能完全用白话来译。有人对文章的层次感认识不深，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余：还有方言的问题。譬如碰到英语中的Caelic词汇，我们该用什么来译？难道用《水浒传》的语调？原文用南部的方言，难道用广东话译吗？思果最纵容读者，说原文中提到某国有Nebraska那么大时，就该译成〃江西省〃那么大，中国读者才懂，可是读者群是不同的呀！我们不能高估或低估读者的能力。这个分寸的拿捏也很难。
金：翻译最难的是分寸的掌握。
余：不错。一个译者最重要的是要有常识判断的能力，也不是什么学问，而是要〃心水清〃，才想得清楚。
金：余先生，您有〃文字魔术师〃之称，翻译时，〃译者的自我〃跟〃作者的自我〃之间，怎么取得平衡？
余：经验丰富的译者，要知道好歹。好的译者也必须包含一个学者的成分在内，学者必须善于分析，知道分寸，能深入了解译出语（source language）。一个好译者也有一部分是作者，要能自由驱遣译入语（target language）。有了这两种成分，他绝不会太放纵自己的文体，否则就不是很有分寸的译者了。譬如说，译者是擅写抒情文的人，但填表、写报告时就不会很抒情。
金：但翻译起长篇巨著来，与原文日夕相对，遇到纠缠不清时，您如何克服？
余：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翻译王尔德，不必很操心；译得最长的是《梵谷传》，但风格也很明朗。译梅尔维尔，偶然有一点需要耐着性子，跟着他走。另外一本名著Billy Budd（美国作家梅尔维尔另一部作品，出版于1891年）相当纠缠，当年跟美新处订了合约，翻了两三万字，愈看愈难缠，没如期交卷，就放弃了。
像金隄翻《尤利西斯》，给原著折磨得死去活来，还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