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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当时大臣们群起反对才用贾谊去做长沙王太傅，过了些时，贾谊回朝，汉文帝和他作通夕之谈，汉文帝自谓与贾谊别后，自己的学问不断有长进，这次再和贾谊谈话，必该有胜过他处，哪知这次长谈之下，汉文帝自觉一切还是不如贾谊。汉文帝那般欣赏贾谊，但仍不便在朝廷上重用他，只有再派他出去做梁孝王太傅，从这故事看来又哪能算专制呢，举此一例可知，我们要批评中国历史，不能单用空洞的名词名称来概括，何况还是由西洋翻译过来的名词，全部中国二十四史没有用过帝王专制四个字，不要人家说中国是封建社会，是专制政治，我们就相信就接受了，我们要看史实，切实的去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用西洋名词来套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对的。我们教历史不妨自小学开始就多讲历史上的人物和故事，我们要讲三国的历史，我们就讲曹操，讲诸葛亮，讲刘备，他们是人物，有故事，也即是历史，这样一个小孩子读到大学毕业了，他就懂得怎样去批评历史了。
胡：钱先生不重概念化，这种教学方法很有价值。过去我也想过，中国如《春秋》，《左传》，《战国策》这些史书，都是从具体的人事出发，这种传统，其叙史本身就有教育作用，但后来治史的方针好像改变了？
金：中国正史如《二十四史》，从《史记》到《明史》，其中以人为主的〃传〃为重要，其他年、表、纪什么的就次要了。
钱：我们讲历史，要讲史实，史实又分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第一层次就是讲人物，故事，第二层次就是讲政治、经济等等。这些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详详细细写在那里，我们只要翻开书本去学习就够了，这是学习历史。批评就不同了，批评是主观的，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看法。你们两位的看法很有见地。譬如说我们读《春秋》、《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些书，都是讲人物和故事为主，后来文集兴起，各家文集的内容也都包有历史。
譬如说苏东坡，这个人的一生都记录在他的文学作品及他的全集里，他有文章，有诗，有词，有笔记，这些作品详详细细地写下他的生平事迹。苏东坡被贬黄州，他是怎样被贬去的，有一朋友送他一块地，他建了一茅庐，即是雪堂，有朋友送酒给他喝，他喝不完的酒，太太收藏起来，以备他想喝而又没有酒时之需，这些生活上的琐事他都记了下来，在当时，他自己也许没料到写这些事有什么意思，到我们后人研究宋史，研究苏东坡这个人，这些就变成很有意思的材料了，去读东坡全集把其他各项零碎故事汇集到苏东坡《赤壁赋》一篇文章内，便见首尾全备、纤屑毕俱，于是读苏东坡的《赤壁赋》便可知道他的人品个性生活修养，如此怎能不欣赏他，不佩服他呢？而同时对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情况亦可参悟作准，所以读史又必读各家诗文集及笔记小说等，以见其全，又哪能用专制政治封建社会几个空洞名词来包括来代表。
西洋的文学与人，与历史是分家的。我们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但我们对莎士比亚这个人一无所知，关于他的事情至今还在争论中。西洋文学写人、写故事是客观的，写的是别的人、别的人的故事。传统的中国文学家写的是自己的事，及其父母、子女、家庭和朋友，甚至是生活的记载，时代的描写。一个文学家的日常生活如到什么地方吃饭，遇到些什么朋友，也一一记了下来，我们后人隔了很多年代都可以知道。我们只要把他的笔记、文章、诗词并在一起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人生，从而看到他的时代和当时的历史。
又譬如陆放翁，他年老退休，几乎天天写诗即如写日记，一直写到八十几岁，我自己20岁左右在乡村教书，读他的诗，读得非常开心，非常有意思，好像自己也分享了他悠哉游哉的晚年生活，而他当时的一般乡村生活形形色色亦皆如在目前，绝不见丝毫有近于西方中古时期之所谓封建社会。又譬如曹操、诸葛亮、王荆公、司马温公等，我们只看历史而不读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对他们便不能全面了解，我们一方面要看历史上怎样写，也要看他们自己怎样写，研究历史而不兼其文学是不够的。
胡：中国有很伟大的史官，但写事实，极少批判，历史上出现过史官为了争取明确地写下事实而不惜几代牺牲的故事，这种精神对当政者实在有极大的警醒作用。
钱：我们讨论文化，我的观点是先比较异同然后能批评优劣。中国文化不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中国文化是整个的中国国民性之表现。
在中国，一个皇帝死了，后代送他一个谥号，如〃幽王〃、〃懿王〃，每个谥号都有一定的含义，有褒贬的意思。追封谥号的是儿子，但儿子却不能全权做主，要由政府舆论来决定，儿子当然要讲先王的好话，但他不能独行独断。秦始皇把此等显于褒贬的谥法废了，但中国以后历朝帝王的优劣在史书上依然一一记载得详细分明，以中国民族如此的传统心情，又如何建立得起一个专制王朝来。
你刚才提到史官，这的确是一个极好的制度。唐太宗有天忽然想看当时的史官这几天怎样写他，史官不允，唐太宗也没有办法。我们今天说〃盖棺论定〃算是给一个人的客观评价，而史官的记录是即日即时且守秘的，这岂不更加客观吗？你们办明报，天天有新闻记录下来，这些新闻过得十年八年就变成历史，史官的记录也是如此按日写的，即为此后正式写史的根据。
又譬如太史公，本来也是一史官，后来成了汉武帝内廷的秘书长，汉武帝本来非常看重他，后来为了李陵的事，汉武帝不得不依法官所判，定他死刑，但可以用50两黄金来赎命，50两黄金并不算很多，以司马迁的关系他是有办法筹得到的，但没有人敢借钱给他，于是他只有接受宫刑来代替死罪，汉武帝即刻提拔他为内廷的秘书长，他才得继续写他的《史记》。这些经过在他《报任安书》中讲得很清楚了。现在我们读他的《史记》，西汉一代直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司马迁心里不以为然的，下笔毫不忌讳。我们固然佩服司马迁写成《史记》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司马迁死后其书流传亦毫不为汉廷所禁止，这不亦大值惊怪吗。
我自己写《国史大纲》先后用了七年时间。对史料下的工夫，我不能说有八九成，至少也有六七成。蒋梦麟先生曾在到台湾后先后读了《国史大纲》五六遍之多。后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见面，他问我：〃你写《国史大纲》怎么总是挑中国历史上好的一面来讲？〃我就反问他：〃所谓的好的一面是不是讲错了？〃蒋先生倒也同意我没讲错。我因说我书中亦并非不讲到中国史上坏的一面，若说我写好的多过了坏的，亦是历史事实如此。而且我以一中国人来写中国史，多写些好处亦应该。
胡：说到中国历史的好坏，今年春天，在香港办了一个出土文物展览，展品多是近年出土、由周代到元代的文物。一位德国女博士参观过之后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她看出土的秦俑与其他文物，很能表现出一种力，是力量之力，也是生命力之力，她问我这种力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在中国消失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她。
钱：人类的文化是朝四个大方向来发展的，便是宗教、科学、道德和艺术。西方文化是宗教的、科学的，中国文化是道德的、艺术的。宗教和科学是外在的，道德和艺术是内在的；宗教与科学分别发展至最高峰时是互相冲突的，道德与艺术发展下去却是一致的、和谐的，中国人的最高人生境界是道德的也是艺术的。我们今天喝茶，这喝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发展。唐代的人喝茶用茶砖，茶里加奶，加糖，目的在解渴和充饥，依然偏近于功利的。到了宋朝，喝茶的方式改变了，有壶，有杯，喝茶艺术化了，到了明朝，更加讲究。又例如绘画，北魏时代，画是绘在壁上的，非常博大，也就是所谓的〃力〃吧，但画绘在壁上不能移动，不能保存，房子没有了画也没有了，画再好，能欣赏的人也不多。到了宋，画大多绘在绢上、纸上，可以移动，可以随着人由这里到那里，又可以保存，可以展览，让很多人欣赏到，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这不是一种好的发展吗？中国人画人像，着重眼睛与神采，我们求神似多于求貌似，写文章更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