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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结果是：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在演讲结束时大事宣传精神分析的好处，并且张开双臂要求大家上他那儿去。“上我这儿来吧，”他换了一种腔调说，“凡是疲劳的、心事重重的人，都上我这儿来吧！”他深信不疑地认为，听讲的人都毫无例外是疲劳的、心事重重的。他谈起隐蔽的痛苦、羞耻和忧伤，谈起精神分析的拯救作用。他主张应当对人们的潜意识加以剖析，说明如何将疾病再转化为有意识的内心冲动；他劝人们要有信心，指望可从中找到乐趣。然后他垂下胳膊，重新抬起了头，卷起演讲时用的一叠印刷文件，像教师那样用左手挟着这包东西，然后昂起头从走廊出去。
大伙儿都站起身来，把椅子往后一推，开始慢慢向大夫离开大厅的那个出口走去。他们好像迟疑不决地从四面八方向他拥去，不过他们都身不由主，只是糊里糊涂一起跟着走，熙熙攘攘的人群好像跟在捕鼠者一二八四年，德意志西北部汉诺威州的哈默龙（Hameln）城老鼠猖獗，人人恼恨，当时有一个男人自告奋勇，称只要他笛子一吹，即能诱出鼠群，从而消灭。吹笛时，城里儿童纷纷上街，跟在这个捕鼠者后面，故云。后面似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在人流中一动不动地站着，一只手靠在椅背上。“我只是在这儿作客的，”他想。“我是健康的，谢天谢地，这事跟我毫不相干，下次他演讲时，我已不再待在这儿了。”他眼看肖夏太太悄悄出去，脑袋依旧略略凑向前方。“不知她作过精神分析没有？”他想，于是心头开始突突跳动起来……他竟没有注意到，约阿希姆正穿过椅子间向他走来，表哥对他说话时，他神经质地怔了一下。
“你到最后一刻才来听讲，”约阿希姆说。“你刚才跑得很远吗？味儿怎么样？”
“哦，很好，”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我可跑得很远。不过我得承认，这次散步带给我的好处，比我预期的要少。也许这样的散步为时过早，或者根本不起作用。眼前我不想再去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否对演讲感兴趣，约阿希姆没有问，汉斯也没有发表意见。即使以后，他们俩对这次讲演也缄口不提，好像彼此间有默契似的。
怀疑和推测（1）
星期二那天，我们主人公在这儿山上已住满一星期了，所以当他早晨散步回来时，在房里看到一张账单。这是他第一个星期的账目，是一张纯粹商业性的清单，外面套着一只绿信封，上端有一幅图景，山庄疗养院的房屋轮廓就惹人喜爱地绘印在这上面。账单左下方有一小栏面积，简要地介绍疗养院的情况，里面还引人注目地隔行印了“按照最新方法进行心理治疗”几个字。具体账目是书写的，总计一百八十法郎，其中膳宿和医疗费十二法郎，房金每天八法郎，另外住院费二十法郎，房间消毒费十法郎，其余一些小数则是洗衣服、啤酒以及第一夜来院时的酒菜费。
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仔细算了一下，觉得账目无可指摘。“咳，我没有用过什么医疗费，”他说，“不过这是我自己的事。它包括在膳宿费内，我不能要他们扣除，何况又怎么扣除得了呢？至于消毒费，那他们是净赚了，因为要把美国女人的毒气熏走根本用不了十法郎的福尔马林。不过整个说来，从他们开出的价钱看，我认为还是便宜的，不算贵。”于是在第二次早餐以前，他们就到“管理部门”把欠账付清。
“管理部门”在底楼。只要跨过大厅，经过衣帽间、厨房和配菜室，然后穿过走廊，就准会看到一扇触目地挂有一块陶瓷牌子的大门。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所疗养机构的财务中枢满怀兴趣地审察一番。这是一间雅致的小办公室，一个女打字员正忙着打字，三个男职员坐在写字台旁埋头工作，而邻室则有一个主任或领导人模样的高级职员坐在独立的圆筒形办公桌旁工作。
他抬起头，透过那副玻璃眼镜向伙计们冷冰冰地、检阅式地扫了一眼。伙计们在柜台口给他们办好手续——兑零钱，收款，开发票。结账过程中，这对表兄弟始终谦逊文静，彬彬有礼，甚至显得十分温良。他们像一般德国青年那样，由于对当局和官场十分尊重，因而对笔墨纸砚之类和使用这类文具的机构也不免肃然起敬。可是一到外面，在他们前往早餐的路上以及那天晚些时候，他们的话题也就扯到山庄疗养院的结构上。约阿希姆是老病人，又是知情人，所以表弟提的问题都能一一回答上来。
其实，顾问大夫贝伦斯根本不是疗养院的主管人和老板，尽管人们会有这样的印象。在他的上面和幕后，有某种看不见的势力，刚才他们看到的办公室，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这种势力的代表。这就是一个董事会和一个股份公司，能够入股倒是不坏的，因为照约阿希姆看来，虽然疗养院拥有不少医务人员，经济管理原则也极自由，但股东每年保证可以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红利。因此，顾问大夫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他不过是一个代理人，职员，高级当局的亲信。他当然是疗养院第一号人物和整个机构的灵魂，对全院（包括经理部门在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他是主任医师，对疗养院的营业事务自然无暇过问。
顾问大夫是德国西北地区的人；大家都知道，他几年前来此干这项工作乃是出于无奈，与他的志趣和抱负格格不入。他上这儿是为他的妻子，她的遗骸好久以来一直埋在“村子”旁的墓地里。达沃斯村的墓地，风光如画，坐落在右面的山坡上，靠近山谷的入口处。他妻子长得很美，只是从照片上看眼睛过大了些，有些病恹恹的。她照片在顾问大夫的住所里到处都有，壁上还挂着他作为业余爱好者亲笔画的油画像。
她为他养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后来她身体发烧，再也支持不住，就被打发到这块地方来，不上几个月，生命力就耗尽了。据说贝伦斯非常宠爱她，她的死对他的打击十分沉重，因此他有一个时期郁郁不乐，垂头丧气，有时在街上傻里傻气地笑，自言自语，而且做着各种手势，引人瞩目。这时他不再回到原先的生活圈子里去，而是留在当地，这当然是因为他舍不得离开妻子的坟墓，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并没有那么感伤的味儿）促成这一转变，那就是他的身体也受到一些创伤，根据他本人的科学观点，他干脆是属于这个疗养院的。于是他厕身于疗养院作为医师中的一员，这号医师既看护住院病人，又和他们同病相怜，这种医师对疾病并非毫不相干，洁身自好地唯恐自己也被染上，而是本人也打上了疾病的烙印——这种情况虽有些古怪，但也绝不是个别的。这无疑有其优点，不过也并非没有问题。医师与病人能患难与共，确实值得欢迎，据说只有受疾病折磨的人，才能引导病人，治疗病人。然而，要是他本人就是疾病的奴隶，又有什么资格去发号施令呢？屈从于别人意志的人，又怎能使他人获得自由呢？有病的医师在一般人心目中是违反常情的，是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形象，他的才智会不会因为自己对疾病有切身体验而黯然失色，不可能这么丰富，而道德上也不会那么崇高？他不会用纯粹敌视的眼光来看待疾病，他持有成见，他的地位是模棱两可的。一个患病的人究竟能否像健康人那样专心致志地医治或关心别人，这个问题人们是持有保留态度的。
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闲聊着山庄疗养院和院方的医务主任时，汉斯发表了某些怀疑和推测性的意见。可是约阿希姆说，人们完全不知道顾问大夫贝伦斯现在是否还是个病人，也许他早已康复了。他在这儿开业已很久，刚开头时他只是单枪匹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