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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两客儿，”她说。“您知道，两客儿这里是不合标准的法语。这个墨西哥女人法语讲得不准，发音走了样。她本来想说“两口儿”。……”
“Je le sais； madame法文：我知道，太太。，”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法语轻声回答。“Et je le regrette beaucoup法文：我很替您难受。。”
她黑瞳瞳的眼睛下面，皮肉松弛，眼窝深陷，汉斯从未见过这样又大又呆滞的眼睛。她身上似乎隐隐散发出一种枯花似的香味。汉斯心头不由泛起一种温馨而沉重的感觉。
“Merci法文：谢谢。，”她用粗嗄的喉音说，声音和她那枯枝败叶般的外形极为相称。她宽嘴巴的嘴角阴沉沉地向下耷拉着。这时她把手缩回披巾里，低下头来，又开始踯躅。
汉斯·卡斯托尔普继续往前走时说：
“你看，我毫不放在心上，我跟她刚才相处得很好嘛。我相信，我跟这号人打交道挺有办法，我生来懂得如何跟他们周旋，不知你的看法是不是这样？我甚至认为，我跟忧郁的人相处，总的说来比跟愉快开朗的人更好些，天晓得这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孤儿，这么早就失去了父母。要是人们严肃，悲戚，甚至死了什么人，我可满不在乎，也不会手足无措——我反而有一种得其所哉的感觉，而遇到愉快活泼的场面，我却感到怏怏不乐，兴味索然。我最近在想：这里的娘儿们真蠢，对‘死’和有关死亡的一切简直怕得要命，吓得对这个问题提也不敢提，而且吃饭时也把临终圣餐带来。哼，这真是无聊透顶。你爱瞧一瞧棺材的样儿吗？我倒很爱看。我觉得棺材是一种顶呱呱的家具，哪怕它是空的；可是一旦有人躺在里面，我认为简直有一种庄严肃穆之感。葬礼很有启发性——有时我甚至想，要是有人想得到某些启示，那么他还是去参加一次葬礼，而不必上教堂。人们都穿着正正经经的黑衣服，脱下帽来举目向灵柩致哀，严肃而又虔敬，没有人会像平时那样胡扯些不堪入耳的话。如果人们终究变得稍稍正经些，那我真是求之不得。有时我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应该做牧师；在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这个职业对我还算合适……哎，我刚才说的法文没有什么错误吧？”
“没有错，”约阿希姆说。“‘Je le regrette beaucoup’这句法文完全对头。”
政治上可疑！（1）
日常生活的变化开始显示出它的规律——先表现在星期日，星期日常有一队乐队在露台上演奏，每十四天奏一次，也就是两星期的标志。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在这个时期的下半阶段上疗养院来的。他到的那天是星期二，因而也是第五天。前几天风雪交加，一下子又回到萧瑟的冬天，而星期二却像春天那样，温柔明媚，浅蓝色的天空上飘着朵朵明净无疵的白云，和煦的阳光照在山坡上和山谷里，又呈现夏日常有的郁郁葱葱的景象，因为新近这场雪已注定要迅速融化了。
每逢星期日，大家显然都在费一番心机，使它具有节日气氛，与平时迥异。无论院方和病人，都在这方面出一把力。早点时就供应香饼是一种发面糕点，上面有一层糖、面粉和奶油。，每个餐座前面都摆着一只小花瓶，里面插了一些花卉和野丁香，甚至有阿尔卑斯玫瑰，男士们把这种花插在翻边的钮扣眼里，多德蒙特的检察官帕拉范特甚至穿起燕尾服和有花斑的背心来，而女士们的装束则更是色彩缤纷，喜气洋洋。肖夏太太早餐露面时，穿的是一件轻飘飘的开袖花边晨装。她砰的一声关上玻璃门走进来时，在蹑手蹑脚走到自己的餐桌以前先面对大伙儿站了一会儿，仿佛向整个餐厅显示自己的风度是多么优雅。今天她打扮得这样出色，使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身边的那个女人——也就是柯尼斯堡的女教师——也不禁啧啧称佳。即使是“下等”俄国人餐桌上那对不讲礼仪的夫妇，也意识到今天应当与往日不同：男的本来穿皮茄克，现在换上了短短的礼服；毡靴也为皮鞋所代替；女人呢，今天虽仍围着脏而长的毛围巾，却换了一件折叠领的绿丝衫……汉斯·卡斯托尔普一看到这对夫妻就皱眉头，脸色也变了——他上这儿后，动不动就脸红。
第二次早餐一过，露台上就开起音乐会来；乐队里，铜管乐器与木管乐器应有尽有，时而轻快活泼，时而平缓庄严。音乐几乎一直奏到午睡时才停。开音乐会时，并非卧床休息不可。确实有些人站在阳台上饱享耳福，在花园的小厅里，也有三四个人坐在椅子上，但大多数人却坐在平台上小小的白桌子旁，平台上搭有遮蔽阳光的凉棚。有些个性特别活跃的人，觉得坐在椅子上太一本正经，于是在通往小花园的石阶上安下身来，在那儿尽情作乐。这些都是年轻的病人，男的女的都有，他们的名字，汉斯·卡斯托尔普大多数叫得出，脸也认得出。这伙人中有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还有阿尔宾先生。阿尔宾随身带了花花的一大盒巧克力糖，你一块他一块分给大家吃，自己一点也不吃，只是老气横秋地吸着一支金黄色过滤嘴的香烟。再往前就是“半肺协会”那位厚嘴唇的青年，还有那位瘦棱棱、白得像象牙雕出来一般的莱费小姐；再下去是一位头发金灰色的青年，人们叫他“拉斯穆森”，因为关节软，他一双手像鱼鳍一样只能举到胸口。还有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荷兰城名。的萨洛蒙太太，穿的是红衣服，身体胖胖的，她也一直跟年青人混在一块儿；她后面的石级上坐着一位身材颀长、头发稀疏的青年，那就是能奏《仲夏夜之梦》那支曲子的人，此刻他用胳膊抱住骨瘦如柴的膝盖，茫然而目不转睛地瞧着她黑黝黝的后脖子。此外有一位红发的希腊姑娘，一个来历不明、容貌像只貘的人，那个戴一副厚镜片眼镜的贪吃的小伙子，还有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他夹着一副平片眼镜，咳嗽起来就把小小的手指捂在嘴上，指甲留得像盐匙那么长，他一望而知是个地地道道的傻瓜。另外还有一些人。
约阿希姆悄声说，那个留长指甲的少年刚来时病情很轻，没有寒热，他父亲是个医师，为了小心起见才把他送到山上。根据顾问大夫的看法，他只需住三个月左右。现在过了三个月，他体温有三十七度八至三十八度，看来病势不轻。不过他日子过得这样浑浑噩噩，真该打一下耳光才好。
这对表兄弟独占一张小桌子，和别人隔开一段距离，因为汉斯·卡斯托尔普抽烟时佐以黑啤酒，这啤酒是他早餐后带出来的。他不时觉得雪茄烟倒还有点味儿，不过啤酒和音乐像往常一样，使他醉醺醺的，以致他张开了嘴，脑袋歪向一边，用发红的眼睛观察周围无忧无虑、优哉游哉的生活。这时他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在妨害他，恰恰相反，他觉得一切都别有风味，而且还感受到精神上的某种魅力——一种难以抗拒的腐朽没落的情绪侵蚀了这些人的内心，大部分人似乎都轻微地发着寒热……他们坐在小桌旁喝着冒起泡沫的柠檬茶，有的在台阶上拍照，又有一些人在交换邮票。红发的希腊姑娘支起一块画板，为拉斯穆森先生画像，但画好后不给他看，只是把身子扭来扭去，露出一口又大间隙又宽的牙齿格格笑着，害得这位先生好久才抢到这块画板。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半闭着眼睛坐在台阶上，一面听音乐，一面拿着一张卷起的报纸打拍子，她乖乖地让阿尔宾先生将一束野花插在她的衣襟上。至于那位厚嘴唇的小伙子，却坐在萨洛蒙太太的脚边仰起脖子来跟她聊天，而头发稀疏的那位钢琴家却依然目不转睛地呆望着这位太太的后脖子。
医师们来了，和病人们混在一起。顾问大夫贝伦斯穿着白大褂，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穿的却是黑色工作服。他们一先一后向一张张桌子走来，顾问大夫在每张桌子边几乎都要说几句笑话，似乎他走了后，周围的气氛还是生气勃勃的。接着他们走下台阶到小伙子队伍里，娘儿们一跃而起，跳跳蹦蹦地把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团团围住，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