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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特的没来由的信任，像一个逃跑出来的精神病人一样两眼发直地盯着人们。天气很冷，我把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这样它们就不会失控。必须阻止它们颤抖，剧烈的、从后背蔓延开来的颤抖，否则别人会以为你病了。一个半大孩子推着一个有轮子的玻璃货柜往前走着，柜子里放满了蔬菜和煮羊头。羊头肉。我从来没见过别人啃动物的头。我倒很想看看那死了的眼睛发出的眼神。
是不是梅苏特有个线人要告诉我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才让我到这儿来呢？如果是的话，我是应该让自己醒目一点还是应该表现得不引人注目，以免引起不相干的人的怀疑呢？ 为什么没有人和我约定碰头地点、碰头时间或者暗号？ 疲惫。渴望着像条老狗一样趴在附近一所房子的门道里，一口气睡上二十个小时。我要喝点东西。也许得吃点什么，为了胃。莫娜说得对，这里的鱼看起来不错。饭馆老板冲到门口，站在我旁边，挥动着胳膊：“请进，先生，请进，我们的鱼是杜苏努伦地区最好的。”我刚才只不过是盯着他的货物看了几秒钟而已。“你叫什么名字？ ”他搂着我的肩膀，尽管我比他高出一个头。“阿尔宾，”我答道，但用的是美国发音方式。“艾尔宾，我的朋友。”我耸耸肩，扔掉手中的香烟。“艾尔宾，相信我。”我没有防卫的力气。也许他认出了我——根据梅苏特在电话里对我进行的描述：也许他要带我去见什么人，那个人会继续帮助我，告诉我米勒被杀、伊琳失踪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可以消失了，带着或者不带着丽维娅——照我的意思最好不带。如果带着她，我就不能想呆多久就呆多久。“艾尔宾，你一定得尝尝我们的鱼。”
屋子的墙皮到处在剥落。天花板上的浅蓝色油漆也在脱落，角落里堆满了硝石。一只霓虹灯管悬在电线上，每次开门，灯管都要摇晃好久。烧焦了的大蒜味，煎肥肉。我在能看见电视的地方坐了下来。电视里正在放一部粗制滥造的连续剧，剧中的男人们还戴着非斯帽①，所有女人都还蒙着面纱。我周围坐的是一些失业者和天亮前就已经捕完了鱼的渔民。他们不是在玩牌就是咒骂政府。桌上的牌有土耳其式的、英国式的和德国式的，被油乎乎的手抓得油光发亮。我要了啤酒和不带水的拉基酒。老板放起了东方流行歌曲，但是我更喜欢那些不得志的歌手们的声音。一个年轻人走进来，四下看了看，在我的邻桌坐了下来，然后打开一份报纸，但却不读。和店里其他客人不同的是，他不是老板的熟人。“我要油炸大虾，”上饮料的时候我对侍者说，同时心里很高兴能借助外语保护自己。邻桌那个男人仔细打量着店里的客人，但却避免和别人有直接的目光接触。可能他从码头就开始跟踪我了。现在，他像我一样对我们俩的第一次接触感到害怕；或者他害怕某个第三者，因为他相信后者会对我们俩产生威胁。一只布谷鸟从手工雕刻的黑森林挂钟里蹦出来报时：一点半。那个男人摇了摇头，表情像一个对难以理解的事情表示惊讶的人。食物上来的时候，我又要了拉基酒。我听不懂他点的是什么莱。他劈头问道：“你从哪儿来？ ”我从头到尾都在讲英语，他为什么认定我是德国人呢？ “您是在问我吗？ ”——“对，问你。”——“从德国来。”城市的名字我可不想说。“德国不错，我也在那儿呆过很长时间。”——“在哪儿？ ”——“吕瑟尔斯海姆。”我们可以把这个游戏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但我没有那份耐心，于是我问：“你认识梅苏特吗？ ”——“我当然认识梅苏特，这个城市里的每个人都认识梅苏特。”——“我叫阿尔宾。”——“伊尔马茨。”一个脸上长着脓包的年轻人给伊尔马茨端来一种白色的汤，汤里漂浮着几块像胶皮似的肉片。伊尔马茨用土耳其语说了几句话，听起来像是在下命令。一分钟以后老板叉给我上了一杯拉基酒。“算我的。”显然，他有很多事情急于告诉我。他一边用汤匙喝汤，一边谈起他自己。伊尔马茨现在正在逃亡中。“一件很蠢的事，”他说。尽管在德国呆了很长时间，他还是没有足够的钱赎出自己，逃避兵役。一回到家，他便立刻被征入伍。本来三个月以后他的兵役就该结束了，但在这该死的三个月里，他的部队被派往库尔德斯坦。所有士兵迟早都得去库尔德斯坦打仗。去年秋天，他的一个堂兄被抓走，后来是被装在塑料口袋里回伊斯坦布尔的。所以伊尔马茨上个周末便没有再回营地，他逃跑了。那是六天以前。五天以前米勒先生被枪杀，这事儿伊尔马茨没有提起。他在杜苏努伦地区的一个叔叔家里藏身。他觉得还算安全。如果他们抓到他，他就得进监狱。土耳其的监狱可不是甜点心．尤其是对于逃兵来说，简直就是地狱。他要试试看能不能从东边的山口到达边境。“在高加索，只要你不想被人发现，就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你。”他的叔叔能帮助他，他的叔叔是卖地毯的，和伊朗的亚美尼亚人有联系。“你是我的客人，”我们吃完时，伊尔马茨说。然后又说：“我们可以去叔叔家里喝茶。我不喜欢呆在街上这么长时间。”米勒在高加索也有生意伙伴。
伊尔马茨在柜台结了账。“来吧，离这儿不远。”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的椅子腿儿歪进一块瓷砖的裂缝里，翻倒了。
“在街上不要提军队的事情。”
冷风飕飕地吹着我的脖子。“你对地毯感兴趣吗？ ”——“我父亲以前收藏过地毯。”说收藏有点夸张，但他的确在地毯上花了很多钱。我们谁都不想要那些地毯。它们被放在克萨韦尔的阁楼里。伊尔马茨的脚步有点紧张。
“我们走左边。”他把他的黑色棉帽压得低低的，遮住额头，把皮夹克的领子竖得高高的，蜷缩着肩膀。房屋相互之间靠得很近。街道上方四楼高处的地方拉着晾衣绳，上面挂着五颜六色的毛巾和床单。一个女人的声音忽而尖叫、忽而恳求、忽而啜泣。路有个向上的缓坡。我开始出汗。空气中飘浮着烤羊肉的味道。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既没有当地居民也没有旅游者。“我叔叔会很高兴的，他很好客。”在一个如此偏僻的街区，一个卖地毯的何以为生？ “街角右转。”又走了五十米，小巷通到一个小广场，广场旁边是一堵很高的墙，就像过去执行枪决时的那种高墙。“我们到了。”
伊尔马茨的叔叔住在一幢漆成浅绿色的两层小木楼里。百叶窗和缩进式的阳台让人想起侦探片里那些从来不曾真正存在过的夏日场景。所有窗子上都挂着印染着粉红色花朵图案的窗帘。没人能想到这样的窗帘背后竞然有人做生意。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一座铁皮钟发出“当当”的报时声。站在突然变暗的环境中，我两眼什么都看不见。“等一下，”伊尔马茨说，然后消失了。在房间的另一端，一扇门打开了，伊尔马茨像幽灵一样溜了出去，随手关上门，把我一个人留在房间里。我的瞳孔慢慢适应了，开始能够把墙和半身高的货物堆分开。货物堆之间留有过道。听得见的安静，这安静是由几百万根羊毛线制造出来的，它们把所有声音都吸了进去。这是一个堆放碎布片的仓库，可以吸收掉所有声音，甚至叫喊声。我辨别着布片的颜色：红褐色、紫色、朱砂色——深浅不同的血的颜色。有人从隔壁房间给我点亮了一盏廉价的枝形吊灯。在同一时刻，门再次打开。伴随着一阵大笑声，伊尔马茨回来了。笑声是由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胖胖的矮个子男人发出的，他的大髭须一直遮住了下嘴唇。我无法判断那笑声究竟是友好的、恶意的，还是诡计多端的。“这是欧克秦叔叔，”伊尔马茨说，然后他开始换了土耳其语继续说下去，中间好几次提到我的名字。
“请允许欧克泰叔叔荣幸地欢迎您——德国的地毯行家、梅苏特的朋友——光临他的商店。”我说：“塞拉姆（塞拉姆．士耳其语．意为”平安、和平“，是一句问候语。），”这是我跟莫娜学的。枝形吊灯上的好几个灯泡灯影闪烁，照得地毯上的图案动了起来，仿佛它们不是固定的，而是由暖风吹拂的草原上的青草和满园的罂粟花织成的。——“我们祝愿梅苏特身体健康。”——青草和罂粟花之间生长着玫瑰、郁金香、百合和银莲，花瓣上落满泛着松绿色光彩的甲虫、玉蝴蝶、珍珠母和红榴石。——“欧克泰叔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