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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维娅想来伊斯坦布尔，尽管——也许正是因为——她的脑子里已经塞满了关于这个城市的种种陈词滥调。在此期间，她决定开始给这些学艺术的大学生拍照，他们和我们俩一样，也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我很难想象有哪家杂志会对她拍的照片感兴趣，但那是她的事。
在河东岸，在那些哈里发、大臣和将军们的夏宫的后面，人们燃放的焰火射入高空。天空努力地显出壮观华丽的样子。一九七八年，当我们的公司连同公司里所有的货车、挖土机、起重机、拖拉机全部烧毁时，我十二岁。四周以后，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了一封电报。父亲在电报里让我们不要担忧，他说他对一切自有安排，但是不想讲出细节。
尽管不时发生抗议行动，但格拉尔德叔叔的养鸡场当时已经有了不错的收益，每月一号，他会准时汇款给我们。父亲失踪以后没几周，他就开始搭建一套新鸡笼。克莱斯恨格拉尔德叔叔。直到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又敢在除夕夜里上街。——可能是某个有钱有势的人在为自己的女儿筹办一场他希望二十年以后人们还会谈起的盛大婚礼。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建筑车辆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噪声充斥了整个大厅。尤其是发动机燃料的油箱爆炸时。烟火上方是大熊星座，这是我确切认识的惟一一个星座。纳格尔的鼾声可以和发动机一比高下。他越是酩酊大醉，就越是毫不掩饰他对莫娜的好感，尽管他在科隆有一个明显比他年轻得多的妻子和两个小女儿——他走到哪里都要为这两个小女儿买点小礼物。他称他的妻子为一流老婆。她长得不难看，甚至算得上漂亮。他说，到了某个特定的年龄之后，每个男人都会把繁衍后代视为首要需求，到了这时候，结果——也就是性——就比爱情更重要。他的妻子曾经是一个艺术品商人的秘书，这位艺术品商人带纳格尔去了文献展（ 指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以绘画、雕塑、装置和素描展览为主，每四到五年举办一次。） ，尽管纳格尔的水平和展览的水平还相差甚远。现在她的全部工作就是照看他的后代。他从来不提她的名字。不过他自己的真正的名字其实也不是纳格尔，而是瓦尔特·绍伯一谢弗尔博克，这是丽维娅从扬嘴里听说的，扬在入境的时候曾经见到过他的护照。他应该算是我的朋友。
我肯定丽维娅已经和扬睡过了。她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我不感兴趣。
一阵抽搐从胸口一直蔓延到胳膊。午饭喝的是拉基酒，虾仁非常新鲜。我试图在黑乎乎的水中发现自己的倒影，这倒影像岸上的灯火一样被水波分割成一条条。
就要结束了。很快。过去的一切都是徒劳。从一开始就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我没能建立起一种关联。我在一个光滑的、陡峭倾斜的平面上，穿过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地方跌滑下去。各种假装的行动，因为人总得做点什么，因为人做不到无所事事，基于一些外在的要求。回头看去，这些行动就构成了生活。
那辆大车（指大熊星座。在德语里，大熊星座又有“大车”的意思。）是空的，一辆锈迹斑斑的手推车。我真希望能学会像荒漠商队的头领或老船长那样根据星星辨别方向。那样我就可以去布兰卡港（阿根廷地名）找到我父亲的坟墓，然后朝他在石碑上的头像吐唾沫。在我们家里，除了克莱斯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分辨出不同的鸟的叫声，更不用提星座了。
克莱斯对各种鸟叫声的分辨是借助唱片自学成才的。我很想知道约纳坦·米勒为什么要被人用枪打死。我目睹他死去，这让我和他之间有了关联。死是一件私密的事情，目睹死亡的机会并不多。——为什么梅苏特·耶特要激烈地否认米勒曾经住在苏丹酒店？ 伊琳失踪后去了哪里？ 如果我知道这一切，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改变。——一点一点地，我成为这个陌生的有机体的一部分。我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外壳，包裹着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完全由我构成。这让我的全部的灵长目动物的组织结构重新转变成某种远古昆虫的简单的组织结构。我能感觉到这个昆虫的每一次活动，感觉到它如何试图挣脱茧的硬壳。
香烟足够抽到船靠岸的。即便实在不够了，欧拉夫也会借给我一些烟叶。晕眩，仿佛在微醺中攀登着陡峭的台阶。打火机在颤抖，因为一艘装载了很沉的货物的货船正从我们旁边驶过。光点紧贴着我的脸，闪亮，消陨。心脏的一次跳动将我的胸腔撕成碎片。然后，温暖弥漫开来，无声无息。冒出的烟有一股钢铁的味道。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疼痛？ 丝绸般的酥痒，颤动的毛细血管。血管壁嘎吱作响，像一台废旧的蒸汽轮船被一个发了疯的火夫烧得全速航行。
每一次呼吸都引起血管更剧烈的搏动。在腹股沟，在太阳穴。在喉咙处。蒸汽推得涡轮机嘶嘶作响。但船走得却不是越来越快，而是越来越慢了。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挡在桨轮上。丽维娅说，要拍摄运动着的物体时，照相机每秒钟至少要曝光五十次，是正常曝光次数的两倍。也许肾上腺素突然涌向大脑也使大脑能够处理比平素多得多的大量信息，乃至所有的运动都在一瞬间忽然定格了。
3
伊琳没有喊叫。她的声带发不出声音。她踉跄着奔向房门，转动钥匙，打开门，小心地挪进走廊，然后双膝一软瘫倒在地。她竭尽全力，终于在即将昏倒的最后一刹那克制住了昏厥，仿佛在最后一刹那接住了一个被某只胳膊肘不小心从架子上撞落下来的珍贵的茶杯一样，只是她并没有显得轻松一些。在米勒那件肥大的、英国乡村式样的夹克衫的遮挡下，阿尔宾看不到他的伤口和血。衣服上还粘着桌子的玻璃碴儿。伊琳寻找着电梯，她记不起电梯在哪个方向了。她的呼吸非常急促。她倚着墙，指甲抓进粗糙的墙皮里，似乎感觉不到任何疼痛；墙皮脱落下来了，她滑倒在地。她的头发蓬乱不堪。米勒的上半身往玻璃桌面里陷得更深了，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她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得后退了几步。房间里一定非常安静。死神趴在椅子靠背上，食指按在噘起的嘴唇上。她终于还是叫喊起来，至少她的嘴巴动了。她发出求救，希望能有人赶来，也许米勒还活着，也许他还有救。但是本来就没住满的几个邻近房间的房客要么去吃早餐了，要么已经出门游览；商人们签订着一个又一个合同，清洁工们不紧不慢地干着活儿。
后来阿尔宾说，当时有几秒钟、几分钟——具体多长时间他也不知道——他像一个白痴一样站着，呆呆地看一眼死了的米勒，再看一眼可怜的伊琳。走廊的灯很亮，所以他能清楚地看见她，尽管像是在看一个幽灵一样。趴在碎玻璃当中的米勒让他想起雅克·库斯托那艘陷在冰层中的卡利普索号（雅克·库斯托（19101997），法国海洋学家，探险家。“卡利普索号”
是一艘由旧扫雷艇改造成的科学考察船。）。当然，阿尔宾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前一天晚上曾经喝得酩酊大醉，但是他认为这并不影响什么，相反，他说他曾经在度过了一个通宵畅饮的不眠之夜以后去参观一家博物馆，他发现自己的感觉无比敏锐锋利，锋利到简直能切割石块。他甚至能描绘出当时苏丹酒店上空的云朵的形状，那是一些高高地漂浮着的白色的、让人觉得有些混乱的卷层云，卷层云底下是深灰色的积云，风从云块边缘吹开一些云丝，云丝很快卷入蓝天消失不见了。据他说，有一会儿阵风甚至吹得很猛烈。
当伊琳决定在左边寻找电梯时，阿尔宾的瘫痪症终于消除了，他开始急促地走来走去，往前走十步，再往后走十步，转着圈儿——怎么办？ 他思忖着，一边在周围的屋顶上和窗子里寻找那个枪击者，此人现在可能正在拆装他的武器，以便把它塞进一只不引人注意的小箱子，然后顺利地、不紧不慢地顺着消防梯溜走。就像烂俗电影里所演的那样。重要的也许是找出他藏身的地点。说不定某个房客曾经注意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或者某人提供了自己的卧室让枪击者使用，并且做好了惊喜地得到一大笔钱的准备。
也许侦探们可以借助子弹轨迹的研究和计算机模拟来重现一些场景。阿尔宾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也没有哪处窗帘慌张地掀动。他真想问问别人是否也看见了什么，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