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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们到了地方就……”
“我现在就想知道，欧拉夫，不是以后！ ”
尽管伊斯坦布尔和那布勒斯纬度相同，但是这里的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却相当冷，西伯利亚已经是冬天了。阿尔宾冷得发抖，他正倚在阳台栏杆上，借着坡度向下望着奥岱洛·苏丹酒店。莫娜不可能知道这些，因为地图上是不画酒店的外观轮廓的。在奥岱洛·苏丹酒店那边，米勒先生和他的女友伊琳正好也在吃早餐，不过不是在早餐餐厅里，而是在他们的套房里，除了咖啡之外还有香槟，火腿片不是从加了热的金属锅里拿出来，而是直接在平底锅里煎的。阿尔宾看着米勒点燃一根细长的小雪茄，蓝色的烟雾自由自在地漂浮在残余食物的上方。当莫娜的铅笔在地图上的最后一个H 上画了个圈，却不能断定这个H 是否就是大公宫殿酒店的时候，大公宫殿酒店里的丽维娅正走向房间，准备冲个澡。伊琳身体往后一靠，将头发挽成一个松松的髻。在伊琳楼下的房间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松弛的后背从暗处闪现出来，她正费劲地系着胸罩的扣子。阿尔宾撇了撇嘴角，既是出于对那个老女人的一身肉的鄙视，也是针对自己这种对别人的生活感兴趣的无聊劲儿，此外还因为他的胃在灼痛。那两只海鸥栖息在栏杆上，怀疑地打量着酒店里的客人们。莫娜会愿意把它们画下来的，她特意向酒店管理人员求得特别许可，就是为了能多坐一会儿，但是当十点半左右冷餐台撤掉之后，它们就从栏杆上飞了起来，向港口方向飞去。她还没来得及画出它们那种怀疑的眼神：莫娜的绘画能力有限，但她却是一个很多人都渴望得到的模特。
那时候阳台上非常安静，阿尔宾后来说道，这也是为什么他每次早餐之后都要到那里去呆上半个小时的原因。伊斯坦布尔是由嘈杂声组成的，至少对阿尔宾来说是这样，除了这里，他还没发现任何一个安静的地方。嘈杂声是把这个城市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没有它，这个城市就会散开。后面这句话是阿尔宾喜欢用的戏剧化的表达，但是对于大公宫殿酒店的阳台上的那份安静，他说得没错。无处不在的由摩托车、喇叭、汽车皮带、刹车片发出的噪音，恼怒的司机、叫卖的小贩、呵斥孩子的母亲和没教养的孩子的喊叫声，所有这些声音都被酒店房屋的正墙挡在了途中，在楼上这里能听见的只是一种遥远的喧嚣，与海浪的声音相差无几，偶尔也会传来一两声汽笛的呜叫。
阿尔宾说，当时米勒那边的阳台门敞开着，他听见伊琳的笑声，笑声持续了很久，而且富有旋律，稍微有点造作；米勒在这笑声中向她俯下身，对她耳语了点什么，他听不太清楚，但是伊琳却好像突然吓坏了，然后——不管你相不相信，阿尔宾说——米勒就说了那句：“保重你，宝贝。”当时阿尔宾还在想，这句话哪怕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也太没品位了，但是几秒钟之后，房檐上传来一声短促的闷响，一种类似于橡胶被撕开或者葡萄酒瓶的木塞子被打开的声音，米勒向前扑倒，小雪茄还在嘴里，没有挣扎，脸上也没有痛苦。他的额头先是砸碎了盘子，然后砸碎了玻璃桌面。米勒是个大个子，至少有一米九高，三公担（ 在德国一公担等于五十公斤。） 重，像一座肉山，鼓囊囊的眼袋、油腻腻的头发，样子有点像晚年的马龙·白兰度。
2
现在，在黑暗里，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发动机太旧了。我得大声喊叫，别人才能听得清我的话。发动机不时短促地突突几声，发出三、四下另一种节奏的声音，然后稍微安静一点点。但音量其实是次要的。一种声音如果长时间地持续，并且遵循某种简单的节奏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安静感。
相反，在隔音房间里人们却会被自己的衬衫发出的声吓一跳，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要好半天才会消失。航行中有轻柔的海风。
也许因为嘴里叼着一根燃着的香烟，我成了一个很好的目标。
支离破碎的美国流行歌曲的片断从弹簧门的门缝里飘出来。门玻璃上打磨着很特别的装饰图案。绳子、螺丝、锚、奇异的花朵和叶边在穿透玻璃的光线中相互缠绕着。
如果这一切都隶属于一个体系的话，那也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体系。在家乡，我们把所有的游轮都叫作蒸汽船。我趴在船舷栏杆上，身子如果继续往下探的话就会失去平衡，至少有失去平衡的危险。如果那样的话，在船靠岸之前不会有人注意到我失踪了。除非丽维娅忽然想起什么必须要马上跟我说的话。但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
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是黑色的、黏稠的，随着船的行进而缓慢地波荡。也许只是因为海浪没有打在船体上，只是因为听不到那拍击声，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印象。仿佛船驶进了一片油海。今天早上，蓝色的水面还波光熠熠，仿佛布满抓痕的钢板，阳光闪耀之处，就是钢板上的抓痕。最后几朵云也向西聚拢而去。看上去它们只是为了装饰，而不是为了下雨。
没有月亮。月亮要到半夜才会上来，然后在天上游荡到凌晨，然后渐渐淡去。不包括船员在内，甲板上大约有三十来人。他们不会为这么少的人点亮那一串串彩灯的。
又痛了。现在更剧烈了一些，但还不算非常痛。可能是胃，或者是胆囊、肠子、肝。我们到了这里以后，它们痛得更厉害了，但是恐惧却消失了。
岸上的灯火在水中的倒影被切割成一条条细长的带子。纳格尔教授躺在那些褪了色的照片中间睡着他酣畅的午觉，从前人们可以从那些照片中学习游泳救生衣的穿法。
纳格尔教授四十五岁左右，是个著名的雕刻家。在霓虹灯的照射下，他的脸看上去像一张未经整容的尸体的脸，而且死者毫无疑问还喝得烂醉。长条木椅上的油漆已经被擦拭得很斑驳了，布满了经年刻下的模糊的留言。以感叹号结尾的土耳其语。一个正在射精的阴茎。“操他妈的美国”，“约翰到此一游，七一年七月三日”。心形图案很少见。米勒的名字也叫约翰，准确地说是约纳坦，但是伊琳叫他约翰。我不知道他第一次到伊斯坦布尔是哪年，但我很怀疑他会把名字刻在一条长椅上。我想了一会儿这个刻了名字的约翰，这样他也算没白刻字。
七一年夏天父亲买下了马林港附近的那所芦苇棚顶的度假屋。我在海边捡螃蟹和海星，把它们放进塑料袋子里，几个小时之后它们就死翘翘了。克萨韦尔老是坐着，母亲经常在哭，但不是因为克萨韦尔。克莱斯试图给他的豚鼠夏洛特动手术。
疼痛还在持续，隐隐的，不爆发也不停止，仿佛那是别人的疼痛。仿佛有一只姬蜂把它的卵注射了进去。可能已经注射进去好几年了。一只圆滚滚的、分泌着黏液的肉虫凭着一种对人体结构的直觉了解，小心翼翼地围绕着性命攸关的那些器官工作着。在它开始变成蛹之前，我不能死。
现在，在接近尾声的时候，种种迹象都显现出来：大汗淋漓、脉搏急促。街上的狗嗅到了什么，它们夹起尾巴，把身体躬成一个大弓形。一到夜里，睡意总是逃得无影无踪，我仰躺着，能清楚地分辨出别人的血液搏动和自己的心跳。空调单调地嗡嗡着，没有喉咙发出的咕噜声，也没有咕哝声，甚至没有露水在通风口颤动。我旁边躺着丽维娅，她的呼吸显得有些急促。
纳格尔和我是这里仅剩的两个还呆在外面的人。他带领的那些姑娘们觉得冷，都回房间去了。丽维娅也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小伙子们也走了。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好显得他们不是追她们去的。扬是第一个走的，他现在坐在她房间里，我敢打赌。丽维娅一边说话一边给他拍照。我真奇怪她在他身上能找到什么。我也奇怪她在我身上找到了什么。片刻之后离开的是哈根和舍尔夫，据说是去取啤酒。
现在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这里到柜台还不到二十米远。
弗里茨忽然也觉得冷了。没人愿意孤枕独眠。欧拉夫·拉德马赫嘟囔着：“画点什么吧。”他是惟一一个我相信不是在编借口的人。他的鼻翼翕动着，似乎想嗅出什么气味。现在他正呆在不远处，在草稿纸上掷着骰子。
丽维娅想来伊斯坦布尔，尽管——也许正是因为——她的脑子里已经塞满了关于这个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