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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恐惧。
“在过去的六天里，”她最近对我说，“一切都被恐惧笼罩上了一层阴影。所有我做过的和想过的事情，无论是迟疑的决定，还是我平时喜欢的东西，比如陌生的城市、饮食、买衣服、博物馆，全都黯淡了。这种感觉就好像医生刚刚对你说：您患了癌症，做手术也无济于事。”
早在旅行前的几周里，阿尔宾就变得特别容易激动。
他动不动就责骂那些服务员和售货员，还莫名其妙地说丽维娅欺骗了他，说她是婊子。他睡不着觉，坐着不动的时候也满身大汗，早晨他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丽维娅很担心，但嘴上却没说出来。这次旅行出发之前，她曾经在百科全书上查过“酒精中毒”，书上说阿尔宾的症状是“震颤性谵妄”的预兆。这时候只要再有一次酗酒就可能引起致命的全身血液循环崩溃，从而导致精神失常。然后病人会看见很多白老鼠，会对着一堵空墙念出一些神秘的信息。尽管如此，她当时没有勇气取消预订。
丽维娅站在窗前盯着人造草坪，草坪绿得像有毒一样，覆盖了庭院的大部分地方。她问自己，究竟什么更让她害怕：是米勒谋杀案是阿尔宾已经崩溃的内心世界看到的第一批幻象，还是在确定时间、确定地点发生的一起真实的事件。丽维娅看到自己将要面对的事情：要么，她不得不陪一个刚刚失去理智的男人去土耳其的心理诊所，要么，这个男人真的目睹了一场谋杀，一场——据他的简短描绘所说——从手法上看像是职业杀手所为的谋杀。如果是那样的话，他现在就处在生命危险中，而她也跟着受了牵连。丽维娅注意到，院子的地面分好多层，层与层之间有螺旋形台阶相连，仿佛各式各样的阳台，人们从很多房间都可以到达这些平台。还有两把折叠梯，园丁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它们的高度。在这一刻，丽维娅真想立刻离开这里，尽管当初是她自己选择了伊斯坦布尔作为旅行目的地，并且不顾阿尔宾的反对坚持来了。她拿起桌子上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写着：她很快就要和阿尔宾分手了。她被这句话的坚决吓了一跳。一旦有人读到这张明信片，“分手”和“也有可能”两个词之间的那个逗号就再也不可能从这个世界上抹掉了。丽维娅问自己，是否真的已经准备好了迈出这最后的一步，如果不是的话，最好就不要把这一类打算分手的宣言寄出去。
她对自己轻声说道：“如果我离开阿尔宾，他就会彻头彻尾地放弃，那么责任就在我身上。如果我留在他身边，我就会自我放弃，这个后果我可真的只能自己承担了。〃 丽维娅听着自己轻声说出了心里的想法，但是这对她没有任何帮助。分手以后阿尔宾会捣毁自己的房间，把家具从窗户扔出去，故意把汽车撞成一堆废铁。至于她本人，她估计他倒不会对她动粗。她咕哝了一句”自我确认“，转身离开了窗前。她的双手做着一种奇怪的动作，这动作让人想起东方人做的早操，但眼下它的作用却是帮助她看清楚一个清晰的想法的模糊图像：”用别人的眼睛看自己。
De facto（拉丁语。意为“事实上”。法律用语。）。“
以我对丽维娅的了解，她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别的目的。
丽维娅的举动并不是特别积极，而且她也从未觉得自己有多么重要。如果这整件事里掺杂了哪怕一点点虚荣的痕迹，她就不可能对我提起了。
首先，她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上，还从里面把门反锁上。然后她从包里取出三角架，把照相机固定在三角架的螺钉上。她透过取景器看了看，借助球窝结上的水平尺校正了轻微的倾斜，把三角架往右挪了挪，再往前推了推，拉出远视杆，直到找出一个合适的点，让她能够通过衣柜镜子的反射拍摄到浴室里面。她把浴室里两个洗脸池上方的灯都打开，然后自己开始卸妆。在把脸彻底清洗干净以后，她回到三角架旁，把照相机慢慢地向前斜压，直至镜子的垂直线和门框的垂直线形成两条平行的线。最后，她把照相机一毫米一毫米地向左转动，好让那些空白的平面与小片的中心区域之间形成张力关系。她在心里记下马桶、长形浴盆、毛巾架和圆形浴盆在镜头中的排列顺序。她安静地、全神贯注地做着这一切，像在筹备一个祭祀仪式。
知道没有人会突然来打扰她，她坐在床边，脱掉靴子，然后又脱掉套头毛衣、衬衣，摘掉胸罩，胸罩的杯尖在她的乳房上留下了一点压痕。她解开纽扣，裙子滑落在地，她从裙子里面走出来。然后她重新坐下，轻轻褪掉黑色的长筒丝袜，顺手掐了一下自己的腿，觉得自己的腿太胖了。在设置光圈值和快门时间的时候，她身上只穿了一条三角裤，她觉得有点冷，但是没去管它。丽维娅既不知道镜头会以怎样的光线把她投射到底片上，也无法按照自己的审美观调整光线和阴影的关系。然后她把自己完全脱光。是漂亮还是难看，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她按下自动快门按钮，迅速跑进浴室，把头发往脑后甩了甩，双手叠放在后背上，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第一张照片，丽维娅是背对着照相机照的。直到快门的声音响过，她才重新开始呼吸。她一共给自己拍了十八张照片，中间三次重新摆放了照相机的位置。到最后她不再通讨镜子的折射。而是直接站在镜头面前，拍了一张典型的裸体无头半身像，照片从她的下巴开始，到大腿处结束。
穿衣服的时候，她什么都没想。重新涂口红的时候，她看了一眼放在化妆包旁边的手表：一个小时零十五分钟过去了。
丽维娅坐到写字台前。她把给特亚的明信片放进一个信封，粘上信封口，写好地址，然后塞进自己的手提包。
阿尔宾要了第三杯威士忌，喝的时候一言不发地抽了好几根烟。他思忖着，如果他想弄清楚的这个事件、甚至连当事人的存在本身都已经被否定了，那么还有什么问题是有意义的呢？ 由于没想出任何一个这样的有意义的问题，他结了账，没给小费，也没打招呼就走了。他不打算跟那个门房再有第二次交谈了。想一想酒吧老板的那种奇怪的反应，他坚信，这个酒店里的每个人都想把他当猴子看。他们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走在走廊里的时候，他忽然产生一个怀疑：站在服务台后边的那个男人并不是他自称所是的人，也就是说，他并不是本来应该站在那里的那个人。杀手所在的组织很可能在酒店入口处安插了另一个同伙。阿尔宾决心牢牢记住那张脸，并记下属于那张脸的名字。真正的门房很可能已经被反绑着关在衣柜里，或者已经死了，尸体被藏在锅炉房里。只要发现了第一具尸体，土耳其当局就肯定会寻找证人。阿尔宾可不想在这个案件上因为自己的耽搁或者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而事后自责。
不管站在服务台后边的那位老先生的身份和任务究竟是什么，一看见阿尔宾，他就立刻放下了电话听筒，迅速地将紧绷的、严肃的面部表情换成一副温暖如春的样子。
阿尔宾做出一种严厉的语调：“请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这样我好知道我刚才是跟谁说了这件事。”
“梅苏特——这个牌子上写着呢，梅苏特·耶特——您想写下来吗？ ”
“谢谢。”
“您呢？ ”
“阿尔宾·克兰茨。我住在……这个我刚才已经告诉过您了。”
说完以后阿尔宾才意识到，把自己的名字告诉这个门房有点轻率，但是已经太晚了。
“我能给您什么帮助吗？ ”
“我很好。”
五天以后，阿尔宾已经不记得当时梅苏特是不是在他身后喊了一句：“您自己要当心！ ”也可能这句话是他后来自言自语的时候说出来的，那天以后他经常自己跟自己说话。
不过至少有一点他还记得，那就是他没有回答这句话。
阿尔宾从自动转门走到室外，琢磨着自己该怎么办。
他摇着头往大路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有节奏地念叨着一些没有具体含意的音节，为的是能给自己那些支离破碎的思想配上声音。到了大路以后，他往右边拐去，但在走了两百米以后却并没有拐进坐落在迪亚特罗大街上的酒店，因为他对丽维娅的絮叨实在没有兴趣。一个胸前挂着木箱的孩子在他旁边几步远的地方走着，在兜售仿冒的名贵香水。
阿尔宾考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