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蚯蚓泥鳅只能在洞口边嗅嗅，进不了洞又怎能把老婆的肚子搞大呢？师傅是生产队的队长，另两位一位是会计，一位是仓库保管员。他们有权有势，他们有仓库的钥匙。他们可以在月黑风高之夜到仓库去偷谷，去偷油。所以他们有饱饭吃，肚子里有油水。
所以他们才有本事把老婆的肚子搞大。那一年，生产队除了这三位的老婆的肚子是挺挺的外，其余的女人的肚子都是瘪塌塌的。
师傅常给我们上“忆苦思甜”的课。有一次，全大队的知青都到齐了。那位提拔他人党的书记也在场主持。知青们都老老实实地低头坐着，都明白这是丝毫不能懈怠的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师傅在台上哭是哭讲是讲：“……我爷爷讨过饭，我老子讨过饭，我也讨过饭。但最苦是1960年，我差点活活饿死。”那位书记连忙纠正他说：“同志，是1940年。”他还鸭子死了嘴巴硬：“不是1940年，是。1960年。”那位书记连忙对大家解释说，他中午酒喝多了，接着就把他轰下了台。他还在台下大喊大叫：“中午我没喝酒，还说我酒醉了。我记死了，明明是1960年嘛！”台上的那位书记，简直被他弄得尴尬得下不了台。虽然这种尴尬是人类一种最虚假最不可细思细想也最滑稽可笑的尴尬，但台下的知青都能理解他们（这也难怪我的师傅，他说的：1960年，也就是后来被当局所承认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一年）。我们每个人都用牙紧紧咬着下嘴唇，生怕笑出声来。第二天知青见面，谈起此事，都开怀大笑。但彼此都看见，每个人的嘴唇下面都有一道深深的牙痕。
如今的人都爱美。因为在今天这种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的好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实在有太多的理由来把自己梳妆打扮一番。
秃顶可以戴假发，单眼皮可以切成双眼皮，像粒汤圆的面容可以填鼻，门板一样的女人可以隆胸，虎牙可以敲掉，黑牙可以烤瓷，胖子可以抽脂肪吃减肥药，矮子可以断骨增高，指甲上面可以做锦绣文章，路都走不稳的可以把头发烫成红绿蓝的大波浪，眼睛可以画成熊猫，嘴可以涂成猴子屁股也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于是，星罗棋布的美容美发店应运而生。为赚取新学徒的学费，有些美容美发店时不时打出免费为顾客服务的告示，隔壁王大妈就好这种不要伤银子的热闹。有一天，对面的美容美发店又打出了这种告示，王大妈头一个就踅入店中。七八个漂亮小姐笑容可掬地把她往理发椅上一按，说是请她享受干洗。于是，弄了点洗发水在头上，十多只手便在她脑壳乱抓起来。王大妈生性怕搔，生性爱笑。这种难得的享受使她非常满足地笑个饱后，而且边笑边摇头晃脑扭起身段子来。这时老板把她当成活教材对新学徒很认真地说：“这位老人家现在的样子很像小孩子来理发，我们不能要求她中规中矩地坐好来将就我们，而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技术和手性将就着为她把头发理短。”老板说完这番话，学徒们都非常感激老板真传点拨，都很礼貌地点了点头。洗完头发，众人又把王大妈往理发椅上一按修剪起来。此时王大妈做假寐状，很多人在心里特别好过的时候都喜欢闭上眼睛尽情享受。我的乖乖！七八个人十多只手，他们都是农村来的，说不准有的人的学费还是家里卖了猪卖了谷或者是向亲戚朋友佐借的。因此现在他们每人只有一个目的，要对得住自己交的学费，要多学点东西。
谁也不肯错过一次宝贵的实习机会。有的拿推剪，有的拿剪刀，眨眼光景，便把王大妈一脑壳又厚又密的头发嚓、嚓、嚓像剪羊毛似的剪成了一个长不长短不短的女式男发。如果不是师傅来得快，差一点点就剪成了一个“板寸子”平头！王大妈睁开眼睛对镜一照，自己也不认得自己了。她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地尖叫着说：“你们怎么下狠心把我整成这个鬼样子呀？”一屋的人齐刷刷地望着她哈笑子笑。那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是免费的，打不起的官司告不起的状。再说头发又不能接长，王大妈自认是背了万世万年时。
小孙女今年五岁，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每次从幼儿园回家，总要和爷爷奶奶亲个够。但也常和奶奶为吃冰淇淋发生矛盾。奶奶说：“冰淇淋吃多了会拉肚子。”平常她总是“耶”的一声冲着奶奶扮鬼脸。有一次奶奶又没有满足她，她对着奶奶用两只手的食指不停地在脸上刮着说：“羞、羞、羞、刮猪油。奶奶今年五十岁，参加了老年扭屁股队，穿花衣打口红，扭起屁股像贝贝。”我问她：“贝贝是什么呀？”她笑声格格地说：“贝贝是连环画上那条小狗狗。”奶奶起身要揍她，她连忙躲进大衣柜尖声在叫：“奶奶，你找不到我，你找不到我。”
此时，汽车开始爬山。仿如一条鱼，正缓缓潜游在雾的深渊之中。随着公路盘旋的弯度和坡度越来越大，在有的几近直角的拐弯处，瘦子司机不停而急骤地按着喇叭，几次还见他躬起身来用双手“扯”方向盘。人坐在车里，如同坐在劈波斩浪的船上，不时被左右晃荡的惯力拽过来甩过去。坐在我后面那老头，现在不但在咳，还依呀哇地在吐，有人闪开了一点汽车的边窗。时间已快到中午，我屈指一算，到家还有大半行程。也就是说，我还要冷八九个钟头。从汽车边窗缝隙中进来的风，好像是带着瞄准器的万支利箭，总是往我衣领裤脚眼里钻。我实在是不好请求人家把窗子关上，因为那老头儿还在很努力，车内的空气实在是肮脏得很。我心想，我到了长沙只怕会是一块冰冻的白板肉了。
突然想起此刻要是还在生产队，一定是张三拖李四扯，要我到他屋里去吃鸡。昨天这个时候，我走访队上三十多户人家时，对每家我都说过：“明天中午，我上你家吃饭，就杀只鸡给我吃吧。”山里人淳朴，他们认为我肯赏光，这是给了他最大的面子。
既使家里没有鸡，去买，去借，总而言之，想尽一切办法都会弄只鸡来。我想：此时的生产队，家家的灶上一定是飘着炖鸡的香味。孩子们一定是眼巴巴望着灶上在流口水；嫂子们一定是围着腰围巾在演奏着“锅盆碗筷交响曲”；男人一定都聚到师傅家打听我的下落；谁也不可能想到我已经脚踩西瓜皮开溜了。想到自己虽然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倒没有给大家造成什么恶果，而是让全村的人破天荒地都统一吃鸡。自己实在是忍不住，便失声嘿、嘿、嘿地笑了起来。
我这突然的嘿、嘿、嘿，没想到竟像暴发的传染源，使全车坐得愣头愣脑的人一个传染一个，一个影响一个，一个看着一个，都超级哈宝似的嘿、嘿、嘿了起来。连瘦子司机都笑着问：“有什么事咯好笑哕？”首先是我的邻座，她嘿、嘿、嘿先笑了几声忽然爽朗地大笑起来用长沙话问我：“你这个人真是蛮出味，坐了几个钟头的车没见你吭一声，一开口就是嘿、嘿、嘿！你有什么事咯好笑哂？”我并没抬头望她，倒是觉得她声音蛮好听。
我第一直觉是，说话声音好听的女人，一定也还带爱相。从中央台到地方台，有哪个女播音员女主持人长得不带爱相？说话声音不好听？我抬起头望她，年纪五十上下，头发蛮长，往后扎一个把子。五官端正，眼睛蛮大，牙齿蛮白蛮齐整，脖子上围着一条天蓝色丝围巾，身上穿着一件旧花呢子大衣，但更耀眼的是穿在里面是一件玫瑰红用手工编织的高领毛线衣。这种衣着既朴素又不出格，就是在长沙的老女人中，也算是个望得上眼的。我笑着对她说：“我心里想着快活的事，当然就会笑。”于是，我把我哄社员杀鸡的事一五一十对她全盘托出。她越发笑得响地问：“你也是知青？”我点了点头。我笑着问她：“你也是知青？”她也点了点头。“知青”这个包含一种特殊意义的名词，说明我和她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历程。我们两个人像两个生馒头放进炉火正旺的蒸笼里一下子就熟了。她惊讶地望着我说：“天这么冷，你怎么只穿两件衣呀？那不行，要晚上才会到长沙，那会冻病的。”
她边说边从座位下拖出个旅行包来放在脚边。她拉开拉链，我看见那包内如同聚宝盆，煮熟的鸡蛋，矿泉水，大包小包的紫苏梅子姜之类小食品应有尽有。她在包内翻了半天，翻出一件毛线背心对我一点也无可磋商地说：“我把毛线背心加在身上，你穿我的大衣。”说完她把大衣脱下来给我，再把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