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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５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跟命有期徒刑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５０００元。之后，王跟命被遣送回山西原籍服刑。直到此时，张先生才尝到王跟命这个滚刀肉的真正厉害，张先生不但损失了６万元无法追缴，连法院判决的５０００元罚金，王跟命都没钱缴纳。甚至连请律师的钱王跟命都不舍得出，法院只好给王跟命指定了辩护律师。
当时，没有人知道王跟命如此骗财的目的。直到后来人们才明白，王跟命骗来的钱除了讲排场花在吃喝上，就是花在女人身上。更令人遗憾的是，因为王跟命出了这档子事，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原来挂靠在国家民委的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于２０００年６月３０日前，上交全部公章，并已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４日被注销。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７日，在离农历春节还有５天的时候，王跟命刑满释放回到了山西侯马老家。但此时，因为他诈骗入狱，加上他在外包养情人，妻子一怒之下回了娘家，避开了王跟命。
王跟命在侯马过了一个冷冷清清的春节之后，他知道自己在当地没法混下去了，因为侯马地方太小，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因诈骗入狱的事情，都不愿意跟他打交道。所以，春节之后王跟命就回到了北京，此时的王跟命不敢叫王跟命而改叫姚绍坚了。一是王跟命这个名字跟诈骗有关，二是名字太土。
别名姚绍坚的王跟命之所以改名，大概意思是以前的熟人“要少见”，以免让人知道他的底细。但是，回到北京的他发现，如果离开当年他熟悉的那一帮专门混迹于各种协会的人，他在北京寸步难行。
在北京有各种各样数以千计的协会、研究会，大多都是民政部门批准设立的民间社团性质，因为各种社团组织会邀请一些行业的离退休领导参加活动，就有一些人专门混迹于各种协会，打着各种名义组织各种名目的研究交流活动，甚至以招商引资的名义，赚取一些会务费、中介费等费用。王跟命以前干的就是这种行当。
回到北京的王跟命找到自己当年在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的朋友陈副会长，此时的陈副会长已经是“科联扶贫项目生产率促进发展委员会”的会长，当王跟命得知这个委员会挂靠在科技部下面，委员会正想筹备一个项目投资管理机构开展工作时。王跟命连忙请求陈会长给他安排个差事干，但是，陈会长对此不置可否。因为陈会长知道，王跟命因为诈骗刚刚被释放。
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在王跟命的眼里，挂靠在科技部下面的委员会可是个金光闪闪的大元宝。于是，王跟命伪造了科联扶贫项目生产率促进发展委员会的任命书、公章、财务章，摇身一变成为投资管理局局长，并赋予自己任命副局长的权力。至于自己这个官衔的级别，王跟命理所当然地给自己套上了厅级标准。
堂堂一个“厅级干部”需要一部像样的坐驾，王跟命煞有介事地弄来一部奥迪Ａ８轿车成为自己的“公务用车”。当然，“王局长”手下需要几名副局长供他驱使，于是，王跟命第一个想到了一起在山西监狱服刑的小兄弟赵大伟。赵大伟１９７６年出生在山西芮城，曾混迹京城多年，２００１年因犯抢劫罪于被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３年６个月，两人在监狱里相识并成为哥们，但赵大伟比王跟命早出来一年。于是，２００３年５月，赵大伟被王跟命任命为管理局副局长兼办公室主任。
王跟命煞有介事地告诉赵大伟说：“管理局是国家事业单位，隶属于科联扶贫项目生产率促进发展委员会，单位职能是协调有关资金投资到地方上好的扶贫项目，但你现在还不能享受公务员待遇，要看你的表现。”刑满释放的赵大伟哪还敢问为什么，只要有个混饭吃的地方就不错了，对那些事情，他其实不需要太清楚。
有了手下还需要办公场地，王跟命首先想到的还是钓鱼台宾馆。在王跟命的眼里，钓鱼台是国家接待外宾的国宾馆，“钓鱼台”这个名头就足以唬住一些外地人。于是，王跟命给赵大伟一笔钱，让赵大伟在钓鱼台宾馆长期包租了一间房子，这样他们的办公场地就设在钓鱼台宾馆了。其实，赵大伟只是以个人的名义租住而已。
有了头衔、办公场地和办公室主任，王跟命的骗子公司就开张了。头一个送上门来的是广东佛山一家投资水电项目的公司，２００３年７月，佛山公司的法人何先生有一个水电项目，但是缺乏资金，他们得知“科扶委项目投资管理局”的王局长手眼通天之后，经人介绍认识了王跟命。王跟命得知何先生是搞小水电项目建设的，而且有很多项目因资金短缺而未建，就对何先生说：“我手头上有１０个国际投资集团，专门办理国内能源交通融资的，钱不用愁。福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老板有资金没处投，找不到合适的水电项目，我可以帮忙办妥。你回去准备项目资料吧，我来协调。”
为了让自己像个局长，王跟命煞费苦心地包装自己，不但乘坐着那辆二手奥迪Ａ８轿车招摇过市，他还为自己制作了镀金名片，上面赫然印着自己的工作单位和职务。而且，王跟命出手阔绰，经常出入钓鱼台国宾大酒店等高档消费场所，吃顿饭花上万元是常事。
同时，王跟命为了抬高身份，博得他人的信任，还编造了一些国家部委领导的私人电话，煞有介事地将电话记下来，摆放在办公桌上。何先生被骗前曾多次专程来北京找王跟命，正是看到了这些，才对王跟命的身份深信不疑的。
２００３年７月６日，何先生带着有关水电项目的资料来北京钓鱼台宾馆找王跟命，见面后，王跟命拿出一份投资合作协议书，协议书的三方分别是：甲方福光公司，乙方佛山公司，丙方科扶委，让何先生看过后在协议书上盖章。协议内容是甲方投资，乙方找项目，丙方监督执行，协议规定项目总投资５亿元，并商定三方成立一个公司，协议签定后１５－３０个工作日内资金全额到位。
拿到协议的何先生见一分钱没花就拿到５亿元的投资，他简直不相信自己会有如此好运，也更坚定地相信了王跟命的能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何先生打电话给王跟命询问，王跟命告诉何先生说：“福光公司正在办理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手续，资金马上到位。”
又过了一段时间，王跟命打电话给何先生，让何先生交“备案费”。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８日，何先生兴致勃勃地到钓鱼台宾馆将备案费６８００元交给赵大伟，赵大伟开了收据，内容是资料上网管理费。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８日，王跟命与何先生在钓鱼台宾馆又签订了一份协议，将投资金额改为３亿元。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在北京建立联络处，开设银行账户，福光公司将项目款转入这个账户。而这个联络处的地点就设在王跟命租住的钓鱼台宾馆１７号楼１７２１号房间，住房租金由何先生的公司一次性出资１００万元人民币上交科扶委。
之后，何先生将１００万元汇入王跟命指定的账户，赵大伟给何先生开了收据，内容是办公费用。其交完钱后王跟命说：“三天后马上就把项目款划入你的账户，你回去等着吧。”
但是，王跟命的承诺一直没有兑现。
除了狱友赵大伟担任副局长之外，王跟命的一位债主张建华也被任命为副局长。４４岁的张建华来自内蒙古丰镇市，靠倒卖车皮混日子。２００４年３月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王跟命，听说王跟命能够搞到车皮，张建华就给了王跟命６０万元，但王跟命根本没有给张建华办成事。张建华天天催着王跟命还钱，王跟命最后只好说：“你来和我一起干吧，我任命你当副局长。”为了显示“任命”的“严肃性”，这些任命都有“正式”的聘任书：“经项目投资管理局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上报主管部门批准备案，聘任张建华为该局副局长。抄报：委员会办公室、人事部……”
为了拿到欠款，知道王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