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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搬到市区以后，看到女儿一个月辛辛苦苦挣的钱也不多，就到批发市场批发些袜子、鞋垫、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拿到大街上去卖，多少也挣点零花钱。母女俩节俭生活，同甘共苦，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安稳。一开始，老太太怕女儿不同意，就没敢让钱楠樱知道，都是趁她上班走了以后才出去摆摊。
直到有一天，母亲的小摊被城管执法人员以扰乱市场秩序为由给没收了。回到家禁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刚巧被下班回家的钱楠樱看到，她急忙问是怎么回事，母亲瞒不过，只好如实相告。钱楠樱哭着对母亲说：“妈，您都这么大年纪了，以后可不能再受那个罪了，您放心，女儿挣的钱再少，也绝不会让您老人家饿着肚子的。钱少，咱们就省着点花。以后的生活会慢慢好起来的。”
之后，钱楠樱拼命打工赚钱，收入渐渐高了一点，母女俩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1995年初，24岁的钱楠樱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她的男友范炜。
范炜比钱楠樱大一岁，他的父母是上山下乡到北大荒插队的北京知青，范炜在北大荒出生，一直到初中毕业后才随父母回城，但因为没有住的地方，全家只好住在一家单位的门卫房里。
范炜父母返城后家里一贫如洗，父母年迈失业，连退休金也没有，仅靠微薄的一点“低保”勉强生活。那点可怜的低保费还不够全家吃饭的，哪还有钱供范炜上学？家里只有让他辍学，在附近的马路边上支了个摊子，卖点早点水果，不想没过多久，因为违章又被强行拆除。正在这个时候，父亲又查出糖尿病住进了医院。这给本来就困难的家庭增加了更沉重的负担。范炜只好到建筑工地上去打工，一干就是七八年，直到认识了钱楠樱。
也许是同病相怜吧，两个有着极其相似经历的青年人走到一起相识相爱了。爱情给两人艰难苦涩的生活注入了些许亮色。随着双方关系的确定，他们考虑结婚，但两个家庭都很困难，特别是房子的问题解决不了，如果结婚，两个人住哪儿呢？房子一下子成了结婚的最大障碍。
范炜起初和父母住在一起，后来他的两个妹妹相继结婚，也都没有房子，两个妹妹妹夫和父母全家七口人住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他觉得不方便，就只好搬出来住。就因为没有房子，这对苦命鸳鸯的婚期只好一拖再拖。买房子要有钱，可钱从哪里来呢？两个人只有加倍努力想办法多挣钱。
2000年9月，钱楠樱在北京华联超市工作，多年的卖服装的经验告诉她，如果成为华联超市的供货商，从北京动物园、木樨园等地的批发市场批发一些廉价的衣服，然后供给超市，会赚不少的钱。但要成为超市的供货商，必须是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的公司。
要想过上好日子，只有破釜沉舟大干一场。钱楠樱跟范炜商量注册一个公司给超市供货，范炜十分赞同。2000年9月，钱楠樱和范炜东取西借，以货物出资形式，在北京市房山区注册了“北京怡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万元。他们办理了税务登记、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账号等相关手续后，被北京房山区国家税务局批准为增值税临时一般纳税人。钱楠樱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范炜任公司监事。
这一对可怜的苦命鸳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他们亲手缔造的“北京怡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把他们送进了监狱的大门。
经过几番周折，钱楠樱和范炜的“北京怡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终于挂牌成立。尽管公司所有员工只有他们两人，但他们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
公司成立以后，成为北京华联超市公司的供货商。钱楠樱从北京木樨园、动物园等服装批发市场低价批发服装卖给北京华联超市，中间赚取30％的差价。一开始，两人本本分分地做生意，虽然赚的钱不多，每天起早贪黑也很辛苦，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了自己的事业，生活也就有了奔头。但后来他们在经营中发现，赚钱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他们给超市送货结账时，他们要向华联超市开出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他们从批发商或小商小贩手里进货时，是根本不可能拿到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而如果没有进项发票用来抵税，他们在向国税局纳税时，就要向国家交营业额17％的税，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利润可赚了。而没有利润的生意谁也不可能愿意去做。
正在钱楠樱不知所措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业内“高人”给她指点迷津说：“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你可以悄悄地买一些过来作为进项增值税发票用来抵税。这种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神不知鬼不觉，一本万利，不干才是傻子呢！”经“高人”一提醒，钱楠樱这才明白，原来很多供货商都是这么干的。既然人家都在这么做，自己也不妨试一试。
2002年2月的一天，钱楠樱又去华联商厦送货。在门口，一个女人给了她一张名片。她仔细一看，是专门贩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就把名片收好放进了包里。通过这张名片，她认识了专门以贩卖伪造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浙江籍票贩子陈某。从此，钱楠樱也就半推半就地陷进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泥潭。
钱楠樱按照名片上的电话跟陈某联系上之后，每次钱楠樱需要发票，就给陈某打电话，把公司的单位名称、地址、电话、税务登记号、开户银行账号、货物名称、所用金额等情况告诉陈某。陈某按钱楠樱的要求填好税票后，双方约好接头地点，一手交钱，一手交票，票款按票面所填金额价税的2。6％到3。0％不等的比例计算，票钱两清后，各自走人。
每次取票，一般都是范炜去，有时钱楠樱也一块儿去。每月一般情况下也不要多，就两三份，多了也没用。从2001年2月至2002年5月，钱楠樱从陈某手中共购票23份。直到后来，陈某因过春节回浙江老家了，这种非法合作才告一段落。
失去“合作伙伴”的钱楠樱，本来也想就此打住，她总觉得每次都偷偷摸摸、躲躲藏藏的，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事。但只要一想到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公司都在这样做，也没出什么事，再加上自己公司所面临的困境，自己也就只好做下去了。不久，她又联系上了一个姓赵的票贩子，钱楠樱从赵姓贩子手上共购票21份。
就这样，从2001年2月至2003年2月的短短两年里，钱楠樱先后从陈某、赵某等人手中购买手写版增值税专用发票近百份，并以“北京科瑞兴达商贸有限公司”等20余家企业的名义，为自己的公司开具进项发票价税合计560多万元，逃税96万多元。从此，钱楠樱在非法购买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巨大利润的驱使，使钱楠樱失去了理智。钱楠樱不仅购票用于自己公司的进项发票，而且还购票转卖给其他公司，用作自己公司的销项发票。
在公司成立之初，根据有关规定，钱楠樱只是取得了临时性的一般纳税人资格，只有每年完成180万元的销售额，才能取得正式的一般纳税人资格。要完成这180万元的销售额，对于钱楠樱的小公司来说是极其困难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钱楠樱只有充分利用手中买来的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来大做文章，增加销售额以获得正式一般纳税人资格。
2001年9月的一天，钱楠樱到北京木樨园服装批发市场进货时，认识了北京某超市的服装供货商张某，张某跟钱楠樱一样也是从服装批发市场进货后供货给超市。因为是同行，两人禁不住切磋起业内经验来。也可能是同病相怜的缘故，两人在一起聊起来越聊越深入，大有相见恨晚、如遇知音的感觉。
在交流业内经验的过程中，张某说自己正在为公司缺少进项发票而发愁，问钱楠樱能不能帮帮忙，并许诺可以出一定的手续费。钱楠樱想，如果将手中的空白增值税发票作为自己公司的销项卖给张某一些，不就可以扩大自己公司的营业额了吗？这样一来，自己公司的那180万的销售额也就不成问题了。至于再从中拿些手续费，钱楠樱觉得要不要都无所谓了。
于是，二人达成协议。只要张某提出要发票，钱楠樱就随时尽可能供应，有时一天里张某就索要好几张电脑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钱楠樱也没有从中收取张某的手续费。按法律规定，没有业务往来，两人之间是不应该有增值税发票上的来往，所以钱楠樱给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