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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隆啊，这段历史你没忘，我很欣慰，很多人早就忘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了。”
“老陆，你这句话怕是有所指吧！”
“正隆啊，你经历了一次‘李张腐败大案’的考验，你说说看东州新班子能不能答好东州经济发展这张卷？”
“老陆啊，说实话，一个相当稳定的班子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李张腐败大案’后，东州的政治局面很复杂，我认为，体制不改革，制度不完善，腐败还有可能卷土重来，一些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大做表面文章，大搞奢靡之风，甚至不信马列信鬼神，整日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各种新情况、新矛盾、新要求、新课题层出不穷啊！”
“正隆啊，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啊！关键是你这个掌舵人能不能立稳船头！”
“老陆，你是担心我……？”
“不是我担心你，是你自己把把柄露了出来！”
“我有什么把柄露出来了？”
“说说吧，你书房里的红木家具是怎么回事？”
魏正隆听罢哈哈大笑，“我当是什么把柄呢，老陆，看来有人拿我书房里的红木家具做文章了？”
“人家做不做你的文章是一回事，你有没有文章做又是另一回事。”
“那好吧，那我就和你说说我这套红木家具的来历。”魏正隆重新点了一支烟一边抽一边说，“老陆，你知道我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市文物局工作，主攻明清家具。之后，他就爱上了红木家具，这孩子做事执着，无论是出差还是休假，有空就逛木材市场，遇到紫檀、黄花梨、红酸枝这些名贵木材，他都爱不释手，工资少不能成吨的买，他就一根一根地买，十几年下来也积攒下七八吨红木。前年我过生日，儿子孝顺将积攒下来的红木给我打了一对书柜，一个写字台和一把官帽椅，这套家具不光木材名贵，而且做工考究。红木家具不允许创新，样式是明式的，你别说这套家具要真拿到市场上卖，价格确实惊人，不了解实情的人拿这套家具做我的文章也算他有眼光。”
话说开了，几天来压在陆清心头上的石头也一下子落在了地上。
“正隆啊，这件事我不能听你一面之词，组织上还要调查，你不会有想法吧？”
“老陆，我魏正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心里有数，不相信我可以对我实行双规！”
“看看，还是有想法嘛，我的原则是老鼠要打，器皿还不能碰碎！”
“老陆，举报信不可怕，可怕的是写举报信的动机，说实话，我真担心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那我们就放长线钓大鱼……”
陆清话音刚落，鱼漂不见了，“正隆，鱼咬钩了！”
陆清一边说一边收杆，果然一条大鲤鱼打着水花上钩了……
63、遇害
不知迟小牧最近忙些什么，一打电话就占线。林大勇更是见不到影儿，杨娜每天上班。小区里静极了。我着实感觉到了什么是寂寞。
冬天来了，临窗而立，悠扬的雪花宛如音乐和风飘荡。我的思绪也随着雪花的飞舞而跳跃。我在想，即使我富有漫天洁白，若无爱的一丝愁绪，我仍觉寂寞。寂寞的人并不缺少爱，而是缺少沟通。我现在是不屑与人沟通，或者说，没有资格与人沟通。还是寂寞一段好，可以让自己的思绪沉淀下来。这么一想便少了许多浮躁。
星期六上午，我给迟小牧打电话：“小牧，中午一起坐坐吧。”
“不行，我正陪女儿逛野生动物园呢：难得陪女儿一次，不能扫孩子的兴。明天吧，明天我请客。雷默，下一步想干点啥？”
“英杰让我写小说。”
“雷默，太好了，我早就希望你写小说，就你那文笔和才气，写书准行。不过，别忘了把我写进去，一旦哪天我死了，活着的人看了书还会对我有个念想儿。” 迟小牧笑着说。
“小牧，你这乌鸦嘴，好端端地咒自己干什么？”我很生气地责怪道。
“好了，不跟你唠了，我要陪女儿了。明天见！” 迟小牧嘿嘿地笑着说。
迟小牧挂断电话，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对迟小牧说要写小说，其实写什么心里根本没有数，也许只是个心理安慰。本想和丑儿探讨一下，可她却一直关机。也不知她是否从上海去了北京。
此时的我深深体会到政治有时宛如阴风苦雨，它无孔不入地吹入个人生活，甚至可以摧毁人的一生。命运如果是一只沦落在鸡窝里的鹰，人生还会有机会；命运如果就是一只鸡或鸭，那么人生的意义只剩下扯淡了。我不知道我的命运是什么，更看不清前行的方向，但我仍然有勇气拆下肋骨点着当做火把照亮前方。
晚上，我和杨娜正吃饭，母亲打来电话说，我父亲刚才又抽了。母亲很着急。总这样也不是回事儿。我心里又罩上一层阴影。我安慰了母亲好一会儿，自己却平息不下来。父亲的脑膜瘤越长越大，看来不做手术是不行了。
父亲一生精明，文化大革命时走“五七”，蹲牛棚、挨批斗，多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
“爸，文化大革命那么复杂的政治环境，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有一次我问。
“那个时候有许多战斗队，我哪个也不参加。一个战斗队找我表态，对的，我就表态支持；不对的，我就不说话。另一个战斗队找我，我也这样做。”父亲说这话时显得有些诡谲。 “如果两个战斗队同时找你怎么办？”我将军地问。
“那我就溜！”父亲毫不犹豫地说。
父亲从小就喜欢看《三国演义》，我也喜欢看，而且很欣赏杨修的才华，为杨修的死鸣不平。父亲常说：“聪明固然是好事，但决不能卖弄聪明。”现在看来，我能躲过“李张大案”这一劫，大多得益于父亲。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两个人过独木桥时，都说自己有急事，争着先过，结果谁也过不去，最后只能掉进河里，你不如让他先过，这样两个人就都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些事情，就更为父亲难过。
第二天，迟小牧一直没来电话。我心里生气，心想，这小子也变了，居然说话不算数。到傍晚的时候，我手机响了，我心想，迟小牧这小子还行，到饭食儿来电话了。
我一接电话傻了。
“是雷默吗？”电话里问。
“是。”我说。
“我们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我是探长卢志。我们支队长肖剑请你来一下。”
我的心格登一下，心想，肖剑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好端端的公安局找我干什么？
“卢探长，有什么事吗？”我试探地问。
“你认识迟小牧吗？”卢志的口气让人心生寒气。
“认识，我们是好朋友。”我心中紧张起来。
“那好，你到公安局来一下吧。”卢志冷峻地说。
“什么事呀？”我心里更紧张了。
“来了你就知道了。七点钟，我和肖支队长在市刑警支队会议室等你。”卢志不露声色地说。
我挂断电话，赶紧给迟小牧打电话，又是关机。我心里忐忑不安，脑子里迅速地猜测着会是什么事。
“雷默，出什么事了？”杨娜看我接完电话表情不对，便关切地问。
“市刑警支队找我。”我望着妻子疑惑地说。
“公安局找你干什么？”杨娜紧张地问。
“不知道！”我也疑惑地说。
我心想，会不会是迟小牧去中纪委的事被发现了？薛元清打击报复？我不敢深想。
“把外套给我。”我下意识地对妻子说。
“雷默，我跟你一起去。不然，我不放心。”杨娜脸色发白不放心地说。
“不用，我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已经开始冷静，推门走了出去。 外面零零星星地飘起了雪花。我孤零零地站在路边打车，心里油然而生几丝悲壮。路灯昏黄，人们匆匆而过。雪花飘在我的脸上，静静地化成水，又顺着脸颊流到嘴边。我用手擦一下脸，仿佛清醒了许多。雪天打车是最难的，我一连打了三辆车，都有人。
最后，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我的面前。
“去哪儿呀？”司机摇下车窗大声问。
“去市刑警支队。”我也大声回答。
“顺道，上车吧！”出租车司机爽快地说。
车上已经坐了一位客人。我只好上了车。
我到刑警支队时，雪已经下大了。我推开会议室的门，有四五个警察正在开会，领头的就是肖剑。我心想，肖剑你跟我装什么犊子？还让手下给我打电话。
肖剑见我进来既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