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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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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在出国留学热的大潮里,还有负势而下、本身没有一点重量的泡沫,装饰一新、也只能泛起于一时的沉渣,或许还有隐隐生出某种危机的潜流。但与其不屑地或困惑地盯住它们,甚至夸大它们,不如将目光调回来,在进一步完善出国留学有关政策的同时,对国内的教育制度、人事制度以及许多不成文的用人土政策,来一番严肃、深刻的自省;不如以更热情的双臂,去呼唤正在祖国广袤土地上崛起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更坚决些!更深入些!更迅猛些! 

  毕琦,男,今年三十五岁,《北京晚报》记者。初中毕业后,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呆了七年。到我们采访时,他出国留学手续全部办齐。 
  他的叙说,有如一条涓涓小溪一样平静—— 
  小学时,我就朦朦胧胧有将来长大后得出国留学的念头。 
  我上的小学,原是美国教会办的汇文学校,解放后改成北京市盔甲厂第一小学。实际上是所干部子弟学校,每到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校门口的小车鳞次栉比,恍若奔云:吉姆、伏尔加,那时算好的;其次是华沙、胜利20;最次的是吉普。同学们互相比看着,谁的爸爸扛着二道杠两颗星,不屑便撇在了嘴上;谁的爸爸扛着二道杠四颗星,瞳孔便放大了些;若谁的爸爸是位少将,乃至中将,儿子的脸蛋就仿佛绽开了一朵朵金花……我所在的班,有二十八名同学,全班不是干部子弟的学生就我一个。我父母都是小干部,照说我是进不了这所小学的。母亲在报社工作,认识市教育局的一些人,我是由后门进去的。 
  有这么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般人家的孩子穿打补丁的衣服很普遍。可在我们班上,就我一个。我父母工资有限,一共养了五个孩子,三个孩子的住宿费、学费、伙食费交出去,父母的工资就去了多半。穿衣着鞋上,无法讲究,不是打了补丁,就是哪块破得絮絮拉拉。开初一些日子,我每次去学校,男生见了一串串哈哈哄笑,女生见了一阵阵窃窃私语,似乎高雅的校园里进来了一个上海滩上的三毛……平时没办法,一次区里举办校际之间的乒乓球、足球比赛,我又是学校这两支球队的队员,穿着得像个样,母亲咬咬牙,破例为我买了一件灯芯绒夹克,从来都是拣哥哥们衣服穿的我,很是珍惜,比赛时才穿上,一赛完赶紧脱下来。一次比赛,球踢赢了,大家都乐得不行,蹦蹦跳跳,又滚成一堆,我将夹克随手扔在草地上,也加入进去。走到半路,才记起忘记拿衣服了,扭头就往赛场上跑。夹克不见了,腿一软,我瘫坐在地上,眼前一阵发黑……有两个队员问我:“毕琦,你怎么了?”我拖着哭腔说;“我的夹克……衫……不见了!”他们愣愣地盯住我,像是我哪根神经出了毛病,过一会儿,他们走了,转身时丢下一句话:“丢就丢了呗,找你妈,要她再买一件,她敢不买?” 
  还有一次,星期六下午,我和三个同学结伴回家,他们的父亲一个是总参通讯部的大校,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还有一个是卫生部办公厅主任,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到了天安门,他们提出要在金水桥上玩会儿,他们徒步回家是权作蹓跶玩儿,本来三人家里个个有小车接。坐在桥上的白玉栏杆上,三人又提出看谁敢把钱往水里丢。一个掏出五分钱的钢镚,往河里打了个水漂;一个说:“你掏五分,我掏一角!”另一个像是武二郎,憋着股喝毕三大海碗酒要上景阳冈的劲头,一下捧出一把钢镚来,约有五、六角哗地一下,撒进金水河,银光点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他们也挺得意的,好似刚从上甘岭凯旋归来的英雄。我站在一边,心里挺复杂,像是难过,像是沮丧,像是愤懑,更感到深深的困惑:虽同学多年,与他们一下变陌生了,仿佛他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反差强烈的环境,逼使我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干部子弟们可以瞧不起我没有肩章上缀朵花的父亲,也没有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金钱,但我要让他们没资格去瞧不起我的学习,在学业上我要俯视他们!我那个年级有三个班,我的各科成绩始终是全年级的前三名。也许因为学习成绩好,老师也青睐,一位数学老师对我说:“毕琦,你将来要学理工,我看你是块上清华、哈军工、上海交大的料。”小学的校长曾嘱咐我:“知道吗?学校对你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你将来能出国留学,为母校争光……”这时,我就充满了自信,相信这些自己都能做到。那时临睡时,或者白天走神时,脑袋里常常五光十色。当然不会想到美国,美国是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国家嘛,正在丛林沼泽地里与矮个子越南人打仗,也不敢想到苏联,已开始反修了,广播里“九评”连篇累续哇哇叫……但绝对是在想外国:古色古香、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造型精美、流光溢彩的博物馆,肤色各异、和睦相处如兄弟姐妹的大学生,讲台上站着白发如雪、隆鼻蓝眼的教授…… 
  理想也似乎在向我招手。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破格招小学毕业生,也到我们学校来挑了。学校保送了几个人,其中有我。经过看成绩、目测、口试,最后决定录取我和一位女同学,去学习葡萄牙语。招生人员当面告诉我们说:这么小让你们学外语,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先在国内学几年后再送你们出国去深造。那份高兴劲,别提了。不料母亲听了,眉头却拧得紧紧的,脸上打了一层霜:“学葡萄牙语?葡萄牙是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学出来后对咱们祖国没多大用,不过是给洋鬼子们做做翻译。我可不同意你去读!还是老老实实上中学,再上大学。要想出国深造,有本事大学毕业后一样可以去……”当时,我气得病病恹恹好几天,话都不想跟母亲说了。“文革”中,我才理解了母亲,她一直是个很正统的共产党员,1965年又已是那样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候,对于我的前程,她能不反复惦量、“宁左勿右”吗?! 
  这一错,便错过了个历史性的机会! 
  先是闹“文革”,红卫兵誓死保卫红司令;接着奔北大荒,冰天雪地里炼红心。1976年底病退回北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考过,广播电视部考过,但因为是病退,都未录用。我心一横,跑去当了兵,一去就是七年多。后来又去了六十三军文工团,先当演员,后当创作员。1980年,军级以下文工团解散,我复员回北京。我拿着一叠在部队时发表的小说、剧本、诗歌等作品交到报社,捧上了《北京晚报》的铁饭碗,心,却没往那铁饭碗里去,老在外面悠着、晃着,像绕树三匝的乌鹊,还没寻着个窝似的…… 
  说穿了,就是自己这辈子没读上个大学不甘心呐!从1966年到1980年,十五年里,无论我当兵团战士,还是当解放军战士,无论我在冰封的大森林里伐树,还是在简陋的舞台上演唱……一个声音,一直在我的意识深层嗡嗡作响:你本来不应该在这里!你本来应该是个大学生,一个早已工作了多年的大学毕业生!当我偶尔路过大学的校门时,我得费好大力气才能压抑住自己想走进去的蠢念头,似乎自己少年时代的理想就在校门里,而且被保存得好好的,没有半点破碎,只要拾起来,就能将它如朝阳般再送上人生的苍穹。当我见一群群佩戴着校徽的少男少女,满面春风地走过大街时,我羡慕他们。关于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艰辛与忧患,他们只需从小说与电视剧中去领略了,他们正经历的是我们国家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安宁。但我有时也在脸上堆出一种高深的冷漠,这冷漠,翻译出来就是:你们别太颐指气使,若不是“文革”,我两个清华大学也能考上……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招函授生,第一届考试我就考取了。古代汉语、历史、地理,我根本不用读,轻轻松松地学了三年,去年拿了文凭。我并以为这就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函授生是非正式的大学生,我读它完全是为张文凭,若没这张文凭,我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得受憋…… 
  按理说,出国留学不是我这把年纪的人该想的。生活上,我早已成了家,有个两岁的女儿。工作上,得心应手,规定每月一个记者连写带编发五千字,我月月超额完成,领导也看得起我。1983年,北京牛羊肉供应紧张,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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