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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间，她想到很多：那次在北戴河海滨散步，他给她讲“四五”，讲自己的诗，讲他手里那根笨笨拙拙的针，还有手铐吃进肉里的滋味……她说：“你是英雄。”他笑了：“我哪是啥英雄，不过爱舞文弄墨，瞎碰上的。”那次昆明湖上荷风徐来的荡舟，他告诉她“文革”时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家里生活困难，个子高大的他就去各个厂的篮球队当替补队员，打了这队去那队，一天挣个几角钱补贴家用。她听了泪水潸潸地往下掉……俩人新闻班同学时，他的才气就让她佩服。他写过不少较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新闻通讯。在报社，亚运会报道是他去，两年后，奥运会报道又是他去……
她知道他是个很重名声的人。她也知道他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这几年坐下水船，扯顺风篷，在报社里没少与人磕磕碰碰。天下本无事时，几条舌头都能翻成一堆浪来，何况真刮来了这桃红色的风暴？！
她明白他担心鸡飞蛋打，他害怕背上压上一串串阴湿得有如泥鳅的眼睛……
他向她捅了“刀子”。她给他敷了“药料”。这天夜里，他们谈得很晚。她有那么多话要告诉他，可说起来，她的生活的哲学又如此简单：有什么呢？不就是去不成莫斯科吗？不就是当不成本唾手可得的体育部主任吗？太阳还在。星星还在。大地还有四季次第。生命还有弃旧扬新。只要生活着，哪怕是痛苦地生活着，可只要活得诚实，这生活便会有意义……
她先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会轻易地爱上一个人，我也不会轻易地去恨一个人。”
第二天，报社开始派人来，轮着上她母亲家。部主任、保卫科长……口气是严厉的，追问也不含糊。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九年前受审的境地。不，还不如那次，那次，虽受皮肉之苦，心却是坦然的；这次，没有血腥味，心却无法坦然，更无力抗争，他似被打断了脊梁。
。过了几天，报社发了个文，各部都发到了——他被停职检查。他已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却还是存有幻想：来报社七、八年，今天他脚下踩的并不是流沙，而是以心血与汗水凝结的水泥块。一般的报道不提了，就说亚运会报道，起主要作用的是他。全运会报道，他带领一个报道组，驱车前往上海，在那里不分昼夜地工作了近四十天。奥运会报道，只派了他一个人，白天，他奔波于新闻中心及几十个重要比赛场地；夜晚，要在与报社约定的通话时间前将稿件写完。每晚，最多只留给自己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清晨，脸上是布满血丝的双眼，手里是匆匆咬着的三明治，又陀螺般奔赴各个赛场。他的一系列报道，从不炒冷饭，充满了第一手资料，新鲜、迅捷地发表在报纸及其星期刊上，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他都是我国当时派去的九十多位记者中较突出的一个。当写完最后一篇闭幕式的报道，向国内传稿后，他突然晕倒，连着几日的高烧使他处于昏迷状态……回国后不久，他加入了党组织，晋升为部副主任，并被评为全国先进新闻工作者。他的身体状况与他的大个头并不相称，因为常年当体育记者，不断地奔忙与熬夜，他的心脏时有绞痛。报社里一名三十二岁的记者逝于心脏病突发后，报社医务室为心脏不好的同志配备了保健药盒，他就是其中的一位，衣兜里长期揣着几种以防万一的急救药品。他的扁桃腺炎和腿部静脉曲张都很严重，却腾不出时间去做手术，这回为心脏他不得不去了医院，检查后，大夫告诉他说，他的心脏已像四十几岁的人的心脏，而这时他还只有三十岁……他料到自己会成为某些人把日子过得更加有滋味的调料品，但他翘首熟知自己一切的领导会站出来说：“列宁说过，青年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我们该相信他在哪里跌倒，就会从哪里重新站起来。也该给他创造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氛围……”
他困惑了，那以心血与汗水浇铸而成的水泥块去了何处呢？一个人要获得肯定，得付出持之以恒的艰辛努力；一个人要被否定掉，则几乎在一夜之间，几步之距。如果前者是这样虚弱、这样不真实，而后者是如此强大，如此真实的话，那么人生不是太阴沉、太苛刻些了吗？
他又听说自己的预备党员资格要被取消，职务要被撤销。流沙散去，似乎无不波及。他要挡住这流沙，自然仅仅是在“面子”上——他同时递上了“退党书”和“辞职书”。
他有病时没请过病假，现在他想体病假了。他遗忘起报社和报社遗忘起他来几乎同样快。关在家里，似面壁的达摩，像是禅悟出了什么，他隐隐地有了几分后悔：奥运会采访期间，他在洛杉矶的大街上和各个比赛场地，已经看到了不少年轻的同胞们，犹如刚啄破蛋壳的雏鸡，兴奋地、叽叽喳喳地评说着一个新鲜的世界，他预感到将会有更多的雏鸡钻出蛋壳……而且，他还被一位有着百万美元资产的美籍华人所看中：“我告诉你，我很少为国内的亲属做经济保证人，我要保证的应该是有前途的中国青年。你留下来吧。”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印度，一个比中国还穷的国家，他自然看不中。这回去的是美国，那就难说了……”当时的报社领导是顶着一些人的怀疑，派遣他独自出国的。人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信义”二字。他该对得起这二字，为此，在一个如期归来的人之外，他还添上了一迭节省下来的花花绿绿的美元……
忽一日，报社想起了他。要他去驻天津记者站工作。他提出：“我可以去，但报社得给我解决房子。现在那间屋条件太差了，我一家三口人及保姆不能老住在岳母家。”领导觉得合理，转到后勤部门。后勤部门有自己的规矩，从来分配房子都得一批批排着队，哪能给他一个人先解决了？于是，他还得在岳母家呆着，他也没去天津。
他就这样在家里休了几个月病假，心却比在奥运会采访时还要累，好似在一堵墙里被挤压了几个月。他不甘心坐下去，可真要去报社，无异将自己塞进一个沙丁鱼罐头里；他不愿进沙丁鱼罐头，可对中国人来说，组织是须臾都离不开的空气。组织管你做什么、想什么，乃至管你生、管你死，就是调个单位，还得有组织鉴定……离开了组织，自己还能做什么呢？
他告诉她自己得出国留学。她没有震惊。几个月来，她看到他夜不思寝，食不甘味，魂不守舍，推着自行车不知骑车，出去买烟却又两手空空回来；她也发现只有一件事能使他的魂嗖嗖地飞回来，那便是读英语课本和听一位外语学院毕业的好朋友来讲课……开始，她绝没有料到因为他在生活道路上的一次失足，竟会闹出两人得天各一方的境地。她以为人们是会心灵相通的，她以自己的宽厚胸怀度量别人。结果，她看到他被生活无情地打趴下了，他愈挣扎，将愈被动。如果出国留学能打破僵局，能使他的灵魂与肉体重新站起来，她没有别的选择，她肯定只能接受他的这一选择。
她为他向美国发出第一封信，她的舅舅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首府达拉斯市。她在信笺上注满一片灼灼焦虑，一片殷殷期待。她的伤口远未愈合的心上，却被别人不无道理的好心的话语，撒上了一把把盐：“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去，将来怕是不会回来了。”“有你在身边，相信他有其一不会有其二。去了那人欲横流的世界，就难说了。你不怕他有朝一日抛弃你们母女？”……她不知道自己这正写着的，是不是自己这小家庭未来的讣告。犹如秋之蝉蜕壳是痛苦的，可还是年年得蜕一样，她只知道自己必须这样做，哪怕由此他将得到再生而自己再度跌入地狱。因为现在自己还是他的妻子，还得尽不掺水、不打折扣的妻子的义务。而将来他是否愿意尽丈夫的义务，那是他的事。
很快，舅舅寄来了经济保证书和达拉斯一所大学同意接受的证明。第一次去领事处签证，被驳回了，理由是因经济保证不充足。第二次去签证，经济担保人已换成一位有百万美元资产的美籍华人，一下就批了。事后，他听说凡是那位美籍华人作经济保证人的，办签证时都很顺利。
1986年1月9日拿到签证。从小道打探到从2月1日起去美国的机票涨价百分之五十，没涨价前，由北京去达拉斯的两段航程的机票价加起来是二千七百元人民币，这一涨，便涨进去一台大彩电！中国人尚拮据呀，美国人乘飞机去世界上哪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