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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张小军怀着美好的愿望和坚定的决心，一次又一次从巢湖市奔赴省城合肥，企图说服上级领导。
然而这一次，他又没能见到负责人事的副局长。接待他的一位政治部负责人说：“你挑吧，除了局机关，你调到本系统在合肥的任何单位都行。比方说，去学校教书，或者到科研所搞情报，这样，你的两地分居也解决了。”
对于如此慷慨的恩赐，张小军真该感激涕零，然而他却苦笑了。谈了半天，这位负责人还没弄懂MBA是怎么回事。
张小军不知道，就在他往返奔波，为向领导解释MBA而大费口舌之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已经挂出了“全满”的牌子。
在巢湖，他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过去的工作有人顶了，单身宿舍也有人住了。除了偶尔为别人顶个班，他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他陷入了“在职失业”的困境。
在职失业——单位不放。中国有多少人才在这普普通通的八个字中被窒息了创造的生命？
38名MBA毕业生中，多数人表达了流动的意愿，但“单位不放”四个字成为流动意愿的牢笼。
我们如果只有把人管死的规章，而不建立把人搞活的法律，无论何等伟大的改革，都不能使人才获得最后的解放！
命运之五：权力最有力量
在38名MBA毕业生中，有两个人流动了，而且十分轻巧，一路绿灯。这两个人一个叫陈宪星，一个叫李觉非。
陈宪星原所在的大连重型机器厂是我国重点企业之一，厂长开明，重视人才。听说陈要调走，自然不放。
陈要去的是一家合资企业，中美合办的，听说陈是MBA，如获至宝，抓住不放。当然，也考核了一番。陈有MBA，并不怕考，一考就中。美方首脑当即任命陈为质量部经理，准备让他飞往国外去施展他的MBA“武功”。
然而，陈的单位有充分理由不允许陈流动。对此，美方也无可奈何。
真巧。恰在这时，一位国务委员来到大连，在一次宴会上，那位美方经理向他反映了这件事。这位国务委员当即对大连市市长讲，合资企业需要人才，应该支持一下。不久，市长打电话给大连重型机器厂厂长，请他们考虑。厂长们开了个会，决定执行市长指示。
陈宪星就这样流动了。
事情就这样简单。
李觉非的流动稍稍复杂了一点，但也毫不费力。
年初，李觉非揣着MBA文凭回国，第一次踏进为他付了三年工资、三年学费和赴美机票的一家中型企业。这是他原来所在单位的一个下属厂，因为单位掏不起钱，才千方百计把他“下放”了的。厂子不愿收，局长保证：“李觉非回来至少给你们干五年。”
现在，李觉非果然前来报到了。厂长大喜。“欢迎，欢迎。你看把你安排在哪儿合适？体改办？生产计划科？……”
其实，李觉非早已打定主意了，哪儿也不合适，一句话：调离。
厂长办公会开过了，决定：只要李觉非交回培训费，就可调离。
然而这一次，在“权”这个更大的法宝面前，“钱”这个法宝失灵了。李觉非一分钱来掏，照样起走了自己的人事关系。工厂的一万多元人才投资，不过打了个水漂儿。这一切，据他的同学说，是因为他有某种靠山。
现在，李觉非已经离家南下，去深圳一家进出口公司大展宏图了。
对陈、李的流动方式，MBA研究生班的美方一位负责人极感兴趣。
这位美方负责人从陈、李的流动受到启发，对记者说，看来，只要求助于合资企业，让外国人找你们的“大头”，就可以走出困境。
记者问：在美国，人才流动也通过这种方式才行得通吗？
对此，这位谨慎的美国人没有多讲。他只是让一位服务员为记者沏了一杯中国茶，而他本人喝起美国的麦氏咖啡。
记者对这杯“麦氏咖啡”进行了研究。
西方各国人才市场的运行，都是以“单位择优用人，人才自主择业”的双选机制为基础，以用人单位和人才个体间择优汰劣的竞争机制为主导的。在这种双选竞争机制下，用人单位可以招聘自己所需人才，也可以解聘自己不需要的人才；人才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就任或辞职，双方以合同互相制约。这一切，有“雇佣机会均等法案”为普遍的法律依据，不必由“谁的官大谁说了算”；也不必由“谁是哪个单位的便哪个单位说了算”。
写到这里，我们忽然醒悟到：我国的人才浪费是一种结构性浪费。
官僚主义、任人唯亲造成的人才浪费是可恶的。但仅靠思想教育并不能根除它们，只有一种合理的机制才能根除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当双选竞争的人才市场形成的时候，官僚主义者即使想浪费人才也无所用其力。
喝了洋墨水、拿了高等文凭的人也并非一定是人才。但仅靠单位的制约并不能改造他们。只有在双选竞争机制下，用人单位可以择优汰劣的时候，任何庸才都遮不住他的假面。
命运之六：古城之间一条路
从古城太原出发，朝古城西安奔跑。六七百公里的路，李保存跑过多少回，他自己也记不清。
他跑什么？
作为山西太原汾西机器厂经营处生产部的负责人，本厂对他是重视和满意的。他的主要任务是搞对外进出口贸易，工作较对口。所学高级工商管理知识，在中国极度短缺对外经济谈判人才的情况下，正大有用武之途。
在他毕业回厂以前，企业产品也多次参加广交会，但由于缺乏熟悉西方商业贸易的人才，不懂外语也不了解外商心理，从来没有拿回过一分钱的收获。今年四月，李保存杀向广州，一下子谈成了两个项目。对此，企业领导大加褒扬。
然而，在与外商谈判中，谙熟谈判业务的李保存却不过是个“中介”，握有权力的西安船舶分公司的中方谈判人不仅英语很差，而且对谈判的基本常识也知之甚少。为此，李保存心力交瘁，在如兵家交战的贸易桌上，他既要权衡本厂利益在外贸中的得失，还得将此化为有权力的中方代表听得懂的意思，谦虚谨慎地告诉他，再通过他的嘴把自己的意向说出来，并翻译给外商。同时，李保存还得把外商的意向翻译过来。如此往复无穷，形同苦役。
尽管如此，意向书还是签定了。李保存还是高兴的。到七月，他接到了有签约权的西安船舶分公司的来函，告知广交会上与巴基斯坦商人谈成的2。5万只洗涤定时器的合同书已寄到了中国，并有一附件。
李保存读信后，立刻明白了。他必须再次赶赴西安，继续充当翻译。
他知道，这是在浪费自己的精力。但他还知道，这并不怪厂长，因为，即使他本人就是厂长，也会这样被驱使、被浪费，因为厂长也没有外向合同的签约权。
另一位MBA毕业生连李保存这种可供驱使的幸福都没有。毕业10个月，他无所事事，只被人当了一次评职称的砝码。
回国后，他被塞进那个人浮于事的科室中当科员。大家都不干事，人们不屑于同这个喝“洋墨水”的MBA人物竞争。有时，人们也问一句：“喂，你学的那玩意是干嘛的？怎么没见你露一手？”
他只有一个竞争对手，在评职称的时候。
他的对手是那个白头发的科长。他知道自己竞争不过科长，因为他没长出白头发。
“看他们敢不评我高级职称？”科长在造舆论。
“我的能力还不够强吗？全厂唯一的研究生都在我的领导下！”
白头发于是胜利了。
MBA学位终于被派上了用场。
竞争，竞争，这是中国改革者多么偏爱的字眼。但只有竞争的观念，没有竞争的机制，人才永不会在最适点上生存。
命运之七：传统之树现代果
在38名MBA毕业生中，有两位据说是命运最好的人，一个叫陈学忠，已经当上副厂长；一个叫余长斌，毕业后干了几个月的车间工长，九月初被任命为分厂调度股负责人。
可能因为当上了副厂长，陈学忠对记者讲话很谨慎。但谈起MBA学业，仍很兴奋。他说，这种学习，很好，很科学，很开眼界。他推崇美国教学法，不讲书，讲体会，讲方法；美国教授学识渊博，又多在大公司兼职，那案例教学自然深刻而实用。他比喻说，真像吃橄榄，吃时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