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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给巴尔的石头城，人们都吃印度的萨莫萨三角饺、薄饼和肉饭……萨义德·萨义德会学阿米塔布·巴沙坎和希玛·玛利尼的样子唱歌。他伸出手臂做着各种舞蹈手势，还摇摆着臀部，哈萨克斯坦的卡瓦亚和马来西亚的奥玛尔也会跳，他们一支支舞曲跳过来，让比居兴奋不已。比居对自己国家的电影自豪得几乎要昏过去了。
失落 第十一章（1）
礼拜一、礼拜三和礼拜五是诺妮给赛伊上课的日子。
厨子负责送赛伊去蒙那米，下课后再去接，中间这段时间他会去市场和邮局办事，顺便卖自己酿的米酒。
刚开始，他做卖酒的生意是为比居考虑，薪水好多年来几乎没涨过。最近一次只涨了二十五卢比。
“可是老爷，”他恳求道，“这么点钱我怎么活啊？”
“要扣掉你所有的花费——住的、穿的、吃的、药。这是剩下的钱。”法官粗暴地说。
“那比居呢？”
“什么比居？比居自己去赚啊。他没毛病吧？”
厨子的酒口碑很好。他买来黍米，洗干净后像煮米饭那样煮好，再加酵母，天热的话放一晚让它自己发酵，冬天放的时间要长点。装在黄麻袋里等上一两天，当黍米尝起来有那种酸酸干干让人上头的味道，就可以拿去卖了。厨子通常把酒送到一家叫岗浦的破旧小饭馆里。看别人喝自己酿的酒总让厨子感到骄傲，男人们坐在蒸汽萦绕的小饭馆里，抽着烟，手边的竹筒杯里是他的酒糟，加满了热水。他们用竹竿当吸管喝光酒，杯里只剩下黍米——嗬……厨子劝他的顾客放点米酒在床边，晚上渴了可以喝，声称他的酒还可以帮助病后恢复体力。厨子的生意做大了，一桩接着一桩，他联系了有名的黑市，成为地下交易中虽说不大但很重要的一环，主要倒卖军队份额外的烈酒和燃油给养。厨子的茅屋像是丛林伪装，军队卡车会在去军官食堂的路上从那里绕一下。他站在灌木丛里等着。车一停，就把板条箱卸下来，各式酒都有——老师牌、老僧侣牌、吉比牌、金卡那牌；他把箱子拿回茅屋装上货，卡车把货带到城里某些商人手中，由他们把酒卖掉。每人都有分成，厨子在整个流程中只拿很少的一份：五十卢比、一百卢比；卡车司机拿得多一些；食堂的人更多；最大头归阿卢少校，他是罗拉和诺妮的朋友，他用同样的方法从锡金搞来她们爱喝的黑猫牌朗姆酒和樱桃白兰地。
竞争的严酷让厨子不得不撒谎。主要是吹过去的事，现在的太容易被揭穿了。他散播传闻，讲述法官过去的辉煌，当然其中也有他的一份，这些话在市场上传开，大有星火燎原之势。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跟别人说——一个富有的地主，把家产都捐出去了，一个自由战士，因为不愿对自己的国人作判决而放弃了法庭里权重的高位——以他的爱国热诚，他绝对做不出囚禁国会要员，或践踏驱赶示威人群的事。一个富有感召力的人，可是妻子去世后，他就垮了，开始苦行的生活，成日苦思冥想，他妻子是印度教的圣母，殉教而死，所有教众都下跪致敬。“所以他老是整天一个人待着，日复一日。”
厨子从未见过法官的妻子，于是声称所有信息都是从家中老一辈佣人那里得来的，最后厨子自己都开始相信这个了不起的故事了。这故事让他有了自尊，即便他在市场上对已经贱卖的蔬菜挑三拣四，买降价出售的瓜还抱怨两头瘪了下去。
“他以前完全不一样，”赛伊刚来噶伦堡的时候他也这样对她说。“你都没法相信。他生下来就是有钱人。”
“他们送他去英格兰，上万人到车站送他。他高高地坐在大象上！你知道啦，他获得了大君的奖学金……”
杰姆拜伊·伯帕特拉尔·帕特尔其实生于佃农阶层的家庭，住在皮费特的市郊，这一带更像是农村，他们住在临时搭的棚屋里，棕榈叶覆盖的屋顶上老鼠窸窸窣窣地穿行不止。那是一九一九年，帕特尔一家对那个时代仍然记忆犹新，皮费特似乎永远不会老去。起先它由巴罗达的大君管辖，然后是英国人，尽管这里的税收轮替着流入不同主人的手中，风物却历久不变，寺庙居于城市中央，旁边是一株孟加拉菩提树，从中间劈分开几枝粗大的树桠；柱形的树影里，白须的老人沉浸在回忆中，低回不已。乳牛哞哞地叫着；女人走过棉花地到河边汲水，河水里泥浆混浊，缓缓流淌着，早已沉沉睡去。
失落 第十一章（2）
后来，盐碱滩上铺了铁轨，蒸汽火车来了，把这里的棉花运送到苏拉特和孟买的码头。铁路沿线出现了许多大房子，一座带有钟楼的法院维系着这崭新的欣欣向荣的时代。大街上各色人等摩肩接踵：印度教徒、基督徒、耆那教徒、穆斯林、小职员、士兵、部落女人。市场上，店主们栖身在他们鸽子笼一样的商店里，买卖却一直做到了神户、巴拿马、太子港、上海、马尼拉，当然货也卖给一些小得容不下身的货摊，屋顶上盖着白铁皮，坐牛拉的车要好多天才到。就在当地的市场里，杰姆拜伊的父亲做着小生意，摊位设在一个糖果店铺延伸出来的低矮的女儿墙上，他专门帮人在法庭上造伪证。（谁能想到多年以后他的儿子会成为一名法官呢？）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杰姆拜伊的妈妈就把他摇醒，该温习功课了。
“不要，求你啦，再睡会儿，就一会儿，”他在床上拧来扭去，闭着眼睛，不一会就能再睡过去。母亲是黑漆漆的庭院里的一个幽灵，将冰冷的井水泼向他隐形的自我，她那农妇的有力的手腕挥动着，恶狠狠地擦洗他，用油揉搓他的头发，他知道这是为了促进大脑发育，可感觉就像是要把脑仁搓出来。
杰姆总是给喂得过饱。每天先是一大杯鲜奶，上面黄澄澄地结着一层油脂。妈妈拿着杯子递到他嘴边，直到喝光了才放下，这时他像头重新浮出海面的鲸鱼，大大地喘一口气。胃里塞满了奶油，脑子里装满学习，脖子上挂了个小布袋，里面放着樟脑丸驱避病魔；浑身上下都给念了咒，脑门上用大拇指印了红的黄的吉祥痣。他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去了学校。
杰姆十四岁的时候在班上排名第一，校长麦克库先生把他父亲叫来，建议他儿子参加本地律师资格考试，这样他就可以在地方法院里找到工作。“聪明的孩子……他有可能到高级法院工作呢！”
父亲走出学校，忖量着，如果他真能办到，他就能走得更远。他自己可以做大法官，不是吗？
他的儿子有可能，可能，一定能！父亲在法庭等级制度的最底层，一个洋洋得意的司法体系的捣乱者，儿子则坐在父亲对面的位置上。他也许是地方司法行政长官或高级法院法官。在炎炎夏日里，黝黑的脸上顶着可笑的白色假发，他砸下手中的锤子，裁断一桩桩伪证操纵的案例。父亲在下面，儿子在上面，他们将掌控司法，由上至下。
他和杰姆拜伊分享这梦想。简直像童话故事一样，太棒了，父子俩兴奋不已，也许是因为这梦轻飘飘地直飞云霄，不再受逻辑控制，它开始有了形状，感知到压力。要不是他们的极度天真，父子俩很可能一败涂地；要是分析过逻辑可能性而选择了低一点的目标，他们就绝不会获得成功。
在内务部工作的印度人额定数是百分之五十，这数额从未招满，甚至都没有接近过。高级职位空缺，高级职位空缺。低级职位却一向没有空缺。
杰姆拜伊获得奖学金进入会督学院念书，之后乘坐斯特拉斯内弗号前往剑桥。回国后，作为内务部的成员，他被分配到乌塔普拉德什邦的某地工作，远离家乡。
“那时候有好多佣人，”厨子对赛伊说。“当然啦，现在只有我一个。”他十岁就开始干活了，薪水数额只有年龄的一半——五卢比，那时他在一家俱乐部的厨房里做最低等的杂役，他父亲是那儿的甜点师傅。
十四岁的时候法官雇了他，月薪十二卢比。那个年代，许多小常识都是必须要知道的：去下一个营地前要把一罐奶绑到奶牛的身子下面，到晚上奶就自动搅成了黄油；把伞打开，伞尖冲下，上面蒙上蚊帐固定好，肉放在里面，既可以随身携带又不怕苍蝇叮。
“我们总是出差，”厨子说，“一个月里面有三周在外头。季风时节，天气实在太糟的时候，我们才不出去。情况许可的话，你外公总是开车，可是那一带几乎没有公路，河上也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