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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这一次政治大地震，如果把预震和余震都算上，时间决不
止十年。这些宝贵的年月，像我这一类人，都被迫用于卜昼卜夜地写所谓“交
代”与“检查”，此外就一字无成。
“四人帮”大言不惭，宣称什么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之间，
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一页空白，证明这些人的无耻与反动，同样的无与伦比。
但林彪、“四人帮”用文化革命的名义摧残革命文化，制造了可怕的文化真
空，却是确定不移的事，我这小小的文集就是一个老大的证据。我很惭愧自
己的浅陋和迟钝，三十年的笔耕墨耘，收获寥寥。但我现在粗略地算了算，
像这里所收的同类文字，第一个十年，写了大约10 万字左右；第二个十年，
① 后又增补了两篇。
不过5 万字；自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却已写了12
万字。这对多产的作家们来说当然微不足道，但就我个人的写作速度而言，
几乎要算是超纪录的了。这个差堪告慰的事实使我感到高兴：我总算把失去
的时间夺回来了！
我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农村和我有血缘关系。在林彪、“四人帮”朱紫
当朝的年代，我曾在农村里度过歌哭俱非的三年。幸而这种年月已经如逝水
东流，永不回来了。我现在愉快地生活在农民中间，农民的淳朴和勤劳深深
地教育、感染、鼓舞着我。村子里的孩子们亲切地叫我“公公”，我自己却
常常沉醉在童年的旧梦中。居停主人夫妇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能够在
这安静幽美的环境里，最大限度地利用我有限的余年。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温
暖，并从而汲取力量。在我来西山的途中，船经太湖，一位年轻的轮机工和
我闲谈，听说我还计划写长篇小说，用惊叹号式的短句重复了三遍：“你来
不及了！”我很欣赏他的亢爽和直言不讳，我将把它当作暮鼓晨钟，督促自
己加紧工作。不过我本人却比他乐观得多。过了春节，我虽然已经七十晋一，
却还想争取再活二十年，亲眼看到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年初三下了一场雪，我按照日常散步的习惯，打着伞到村里走了一圈。
村里漫山遍野的梅林，满树含苞，不久梅花盛开，那将是一片真正的香雪海。
而这又正是万象回春的先兆。山上还有大片的桃林，屋前屋后、场沿路畔，
又随处栽着泡桐。不少农民告诉我说：“到春三月边，山上才好看呢！”我
抱着满怀欣悦，等待春天的降临。
1979 年1 月30 日，于洞庭西山
我的人生旅行 ——《柯灵电影剧本选集》序言
古往今来，对人生有各种各样的比喻，最常见的是比作旅程。苏轼的一
生不少磨折，不是高车骏马式的旅行，他却把严峻的人生比作飞鸿在雪泥地
里偶然留下的爪痕；鸿飞冥冥，爪痕也就消失。这自然未免过于潇洒了，他
自己的诗文就一直留到现在，连同这个比喻。——以后大概还会流传下去
的。
我经历过不少惊涛骇浪的时代，我的人生旅程本身，却是一次平凡的跋
涉。但不知怎么，竟和文学、电影结了不解缘。我在1931 年冬踏进电影界，
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可是对我以后的生活道路却有很大的关系。那时我还
是个乡下少年，来自浙江绍兴。——我在这里“自报家门”，公开自己的籍
贯，不是意在和鲁迅先生攀同乡，表示与有荣焉，而在于说明这样一个事实：
绍兴虽然出了鲁迅，而力主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也就是浙江省国民党
的一位党官。——当时的浙江省，正是蒋家一统的黑暗王国，我就是这王国
中的“蚩蚩之氓”。我生平有一件铭记不忘的事，是我开始接触新文艺时，
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由此看到了一颗崇高的、战斗的心灵，开始懂得
对人世的爱和憎。后来到上海，进了电影界，正是左翼文化运动勃兴的时候，
不久又近在身边，碰上了党的“电影小组”成立，这就使我在云横雾塞中逐
渐看到了对岸的青山。我的人生探险是很辛苦的，磕磕碰碰的事很不少，幸
而没有误入歧途，靠的就是这“旅行指南”。现在我的旅程不知不觉到了“夕
阳无限好”的境界，让我借此机会，对党，对我所有识与不识的人生向导，
献上我掬自肺腑的谢忱吧。
我从1938 年起，陆续写过十几个电影剧本，这里选出六个，作为我对
电影艺术暗中摸索的一些痕迹，也算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串脚印吧。把它们凑
在一起，读者也许可以看到若干从清代末叶开始的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
同际遇、形形色色的人生剪影。从《秋瑾传》到《春满人间》，看到我们祖
国起了些什么变化。它们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感情，乃至表现形式，都由
这些作品和读者直接对话去，我不想从旁插嘴。只是对其中的两个剧本，我
想说一些题外的话。
《不夜城》影片拍成后，曾被打成“大毒草”，1958 年、1965 年曾受
过两次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不但第三次大批特批，我还被押到全市
游斗。而且拍成影片，命名为《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不夜城〉》。（无独有
偶，另外还有一部《彻底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这大概是很好看的
吧，但我作为这部片子的主角，却没有欣赏的幸运，因为我在那时是被剥夺
一切正常权利的，何况还关在监狱里。这座牢房是历史遗产，从前法租界的
殖民统治机器，革命胜利后由中国人民接收过来，到林彪、“四人帮”手里，
就移用作镇压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专政工具。列宁说电影是“一切艺术中
最重要的”，林彪、“四人帮”却用以攻打手无寸铁的电影艺术工作者，“以
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才是真正空前绝后的大发明。我不知道那两部片子
是不是还在，这是应该作为稀有的历史资料，在电影博物馆里保存起来的。
使我感到抱歉的是，因《不夜城》而累及无辜。当时的宣传文化领导部
门，乃至统一战线领导部门的几位领导同志，都因此吃了流弹。强加给刘少
奇同志的所谓“剥削有功论”，也和影片挂起钩来。和这部影片直接间接有
关的行政干部与创作人员，代这部影片说过几句公道话的，一律被揪排着队
陪斗，甚至祸延市委书记和市长。至于民族资本家的代表性人物，那当然是
斗争会上“天然合理”的配角。株连之广，使封建帝王也要在地下张口结舌，
自叹不如。我衷心感谢的，则是在1965 年全国性大批判中有些同志给予的
同情。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曾经邀请几位有关负责同志和著名人
士开座谈会，认为对《不夜城》批判过头了，建议修改后可以放映。这当然
没有成为事实。巴金同志在《随想录》里谈到，他曾经奉命写批判文章，一
再推辞都推不掉，文章发表前特地来我家，告诉了我。（那时我家里真是门
可罗雀，人怕触电，绝迹不来了。）我当时没有向他披沥我隐秘的心情，我
是多么希望宅心敦厚而又了解我的朋友来参加口诛笔伐，因为他们决不会对
我无中生有，入人于罪。正是因为如此，巴金同志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多了一条对我“假批判、真包庇”的罪名。罗荪同志也来看过我，在“文化
大革命”中，他还坚持他曾经说过《不夜城》“掌握政策比较好”。阎东宾
（是林默涵同志的笔名吧？）和陈默同志的批判文章里，都承认我写《不夜
城》的动机是为了歌颂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只是这笔下超生的
一句话，我是多么的感激涕零！许广平同志特别在这场暴风雨中遥远地从北
京给我写了信，我永远忘不了她信中的一句话：“要经住它！”就是说，要
经得住这场考验。人在急难中，还有什么比同情更珍贵的呢！——尽管他们
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后来许广平同志在1967 年去世了，我却连想发一封
唁电也办不到，因为我是在铁窗下读报，才得到这个不幸消息的。
当然也有看到别人摔跤子就打哈哈，觉得悦目赏心的人。但毕竟是极少
数，“敬惜字纸”，不提也罢。
1967 年，一个夏季的晚上，“造反派”把我从监狱中提出来，在上海人
民广场开了十万人的批斗大会，我的老伴偷偷地跑来旁听了。那时我忽然在
茫茫的人海中失踪已经一年，这就给了她在台下远远望我一眼的机会。我是
低着头的，当然看不见她。其实我心里一直害怕的，是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