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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
《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首，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夏衍不是卢梭、司马迁，《懒寻旧梦录》不是《忏悔录》、《史记》，
而为发愤之作则一，“述往事，思来者”的精神则一。
二 活着的历史见证人
夏衍诞生于1900 年，那就是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庚子年，
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面临帝国主义瓜分的悲惨命运。这种命运是必须改变
的。这个生辰八字就注定了他将在悠悠的岁月中，迎接无休无歇的风浪。
歌德享年83 岁，他在晚年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
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
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因此我所得到的经验教训
和看法，是凡是现在出生的人都不可能得到的。他们只能从书本上学习上述那些世界大事，而
那些书又是他们无法懂得的。（见朱光潜译：《歌德对话录》）
夏衍今年87 岁，比歌德寿长。他的阅历也超过歌德的阅历，而且振幅
更广大，变化更剧烈，影响更深远。两次全球性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出
现，积弱百年的中国在群雄逐鹿的世界崛起，就是明显的例子。
夏衍不是歌德。他是作家，同时是战士。他生活的时代比歌德的时代更
伟大。时代孕育了他，考验了他，他把自己无保留地献给了时代。他不仅是
健在的历史见证人，而且是历史的参与者。这使他拥有旁观者和后来人都不
可能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
无论是经过那个时代的，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只要谁真正关心祖国命
运、人类前途、思想领域的发展变化，他就会用特别亲切或特别新鲜的感受
来读《懒寻旧梦录》。
三 向现代文明寻求机会
一个人出生的时间空间，由不得自己挑选；走什么道路，却可以有一半
自决权。——另一半不得不受制于客观条件，成功失败，各占一半。美国人
类学家罗伯特？路威用无可辩驳的事例证明，人类文明的发展，“机会”占
很大的力量（见吕树湘译：《文明与野蛮》）。
但“机会”可以丧失，也可以寻求的。
夏衍降生于一个暗淡无光的年代，国家、民族、他所属的社会和门第，
都衰落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童年就经历辛亥革命，看到“亚洲第一顶皇冠
落地”。穷愁潦倒伴随着他的惨绿年华。品学兼优的特点帮助他摆脱困境，
幸运地踏进了工业学校的大门，获得富家子弟才能享受的教育权利。又以名
列前茅的成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攻读电机工业。他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生
命，就像一条涓涓的溪流，冲过乱石嶙峋的山谷，投入宽广的大河。
现成的“机会”给他提供了一种顺理成章的出路，那就是当一名优秀的
电机工程师，沉浸于“实业救国”的美梦，并建立个人较为平坦和优裕的生
活境界。但他毫不顾惜地放弃了，作了另一种选择。他在中学时代就卷进“五
四运动的狂涛”；东渡以后，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阶段，风云际会，
由孙中山先生直接汲引，投身于国民党左派的政治活动。回国以后，又在中
国革命存亡绝续之秋，迎着汹涌的逆流，成为忠诚的共产党人。——那时共
产主义运动正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成败之数，是谁也无法预见的。
歌德认定“自然派给他的工作”就是写诗，当拿破仑入侵德国的时候，
他声称对法国“恨不起来”，连反对侵略的诗也不愿写。而革命家的夏衍和
艺术家的夏衍，却是浑然的一体——也许更确切地说，首先是革命家，其次
才是艺术家。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锲而不舍地寻求献身的“机会”，是中
国士大夫阶级到新式知识分子主流中一脉相承的民族特点。在中国近代政治
史和文化史上，就有过龚自珍、魏源、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邹
容、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杨杏佛、闻一多、李公朴这样光辉的姓名。
但他们有的不幸牺牲了，有的半路走了岔道，有的不能善始善终。他们始终
是在暗中摸索，也都来不及看到祖国的黎明。夏衍却在现代革命的马拉松赛
跑中，一直沿着跑道坚持，不但参加旧中国的破坏，也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不但经受旧世界的灾难，也亲历新世界的风雨。
中华民族和她的优秀儿女，向现代文明寻求“机会”的故事，是可歌可
泣的。
四 两个惊涛骇浪的十年
30 年代是血与火的年代，天灾与人祸，内忧与外患，光明与黑暗，希望
与绝望，汇成一股卷天地的风涛，摇撼着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存堤坝。当代著
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这一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
激烈变化，概括为这样的两句话：
就是莎士比亚复生，也写不出这样的情节来。这出戏剧至今还没有结束，也许永远不会结
束。
在本世纪的世界大事年表中，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最打动人心的事件
之一。在事件发生整整五十年后，索尔兹伯里经过长期周密的准备，两次远
渡重洋，来到中国，并沿着红军长征的草鞋印踏勘了一次，用不少新的材料、
细节和比较客观的态度，重新叙述了这“伟大的人间英雄史诗”，这本书中
文译本的书名是《长征新记》（另一中文译本的书名是《长征——前所未闻
的故事》）。
夏衍称之为“惊涛骇浪的左翼十年”，就发生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紧急关头，在两个战场上进行殊死的战斗，主战场
在江西革命根据地，那是真刀真枪的武装革命；第二战场在上海的租界里，
那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著名的左翼文化运动，囊括文学、戏剧、电影、
美术、社会科学等各种各样的联盟和活动。这不仅仅是武装革命的必要配
合，而且是革命运动的直接产物，革命运动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所谓革
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这场文化斗争，和武装斗争同样激烈，同
样的充满血与火，许多徒手的作家和艺术家，用自己的生命作了神圣的殉
献。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30 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都是极端重要的历史现象，
不管你对它是肯定否定，是颂扬贬抑，是无条件的赞美或有保留的分析。它
的产生有国内因素，有国际因素；它的影响也不局限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
到60 年代，中国又爆发了一个“惊涛骇浪的十年”，但和前一个“惊
涛骇浪的十年”，性质刚好相反。这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疯狂的历史颠倒：
曾经参加长征的革命元老都成了罪人，蒙受人世罕见的磨难；当年左翼文化
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都被打成了“黑帮”。夏衍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
人之一，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以九死一生的机会摆脱了被镇压的命运，
却终于逃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罗网，锒铛入狱，被折腾到双腿折一，两
目近盲。
前一个“惊涛骇浪的十年”，使中国的命运起死回生；后一个“惊涛骇
浪的十年”，却把中国推向毁灭的边缘。
这就迫使人不得不进行痛苦的反思，追索造成这一场大悲剧的来踪去
迹。
《懒寻旧梦录》用大量的篇幅，总结了左翼文化运动的荣枯得失，人事
际遇，以及环绕在它上下左右、内外纵横、纷繁错杂的矛盾冲突，由此清楚
地展示出一幅哑铃形的历史图案，横贯在两个“十年”之间的，是一条愈演
愈烈的极左路线。
夏衍承认，他也曾经以“左”为荣，以“左”为正确，而不尊重辩证法，
就必然招致严峻的惩罚。个人如此，党和国家也是如此。
“五四运动”杰出的意义，在于“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
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事实的演变使这个经典性的结论发生跛脚现象，因
为封建主义的幽灵依然在空中游荡，随处有借尸还魂的迹象。早期的中国共
产主义运动，不仅仅是中国的革命，按照斯大林的理论，是世界革命的一部
分。完全不懂中国的共产国际实行着遥控指挥，这就使教条主义有了最适宜
的温床（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