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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点睛”之妙。
1963 年6 月3 日
如 画
曹雪芹不但善于传情写意,还善于形声,善于设色。从他的文字里,不
但看得出许多色彩,还有许多生动的画面。我们试看:
四面粉妆银砌。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背后遥等;身后一个丫环,抱着一瓶红
梅。? 。贾母喜的忙笑道:“你们瞧,这雪坡儿上,配上他这个人物儿,又是这件衣裳,后头
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众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艳雪图》。”贾
母摇头笑道:“那画的那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
以上见第五十回“芦雪庭争联即景诗”,下面再看第六十二回的一节:
? 。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磴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
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掉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的围着。又用
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 。
我们在这里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两幅画:一幅冷艳,一幅秾纤,一幅是冬
景,一幅是春景。
作家必须兼有画家的眼睛。作家不但应该看许多书,也应该读很多的
画。
1963 年6 月7 日
曲 折
事物发展的过程通常是曲线,而不是直线。文艺创作中情节的展现也应
当是这样。
在《红楼梦》里,宝玉和宝钗的订亲,对黛宝是致命的一击。这一层帷
幕的揭开,经过不少曲折。最先是黛玉对宝玉近来说话“半吐半吞,忽冷忽
热”感到怀疑,而实际只是由于她自己的疑心病。接着从雪雁和紫鹃的谈话
中听到了宝玉订亲的消息,她有如“将身子撂在大海里一般”,从此自暴自
弃,只盼望“早走了早好”,病势一天天沉重起来。(第八十九回“杯弓蛇
影颦卿绝粒”)但雪雁听到的,偏又是误传。到了第九十回,侍书和雪雁说
明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宝玉并未放定,只是请客讨好贾政,提了提亲。说是
老太太(贾母)心里早有了人,要亲上加亲,就是这园子里的,但又不点明
对象是宝钗。黛玉听了,又误会老太太内定的对象是自己。绝处逢生,病也
霍然而愈。丫头们唧唧哝哝,说黛玉病也病的奇怪,好也好的奇怪。但这不
过是一个顿挫。直到第九十六回:“瞒消息凤姐设奇谋,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黛玉无意中从贾母房里的傻大姐口中得到了事情的内幕,真相这才大白,一
波三折,最后把黛玉送上了绝路。
无目的的绕弯子是使人生厌的,但有没有合情合理的曲折,却常常是作
品能否引人入胜的重要因素。
1963 年6 月20 日
心灵之窗
《红楼梦》第三回,写宝玉黛玉初次见面,作者对宝玉形象的描写是:
“天然一股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对黛玉的描写是: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这个印象,都是通过
对方的眼睛看出来的。
第二十四回“痴女儿遗帕惹相思”,写小红出场,先是“只听门前娇音
嫩语的叫了一声‘哥哥呀!’贾芸往外瞧时,是个十五六岁的丫头,生的倒
甚整齐,两只眼儿水水灵灵的,见了贾芸,抽身要躲。”
第三十回“椿龄画蔷痴及局外”,写宝玉看见“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
手里拿着根别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一面悄悄的流泪”。他不认得她是谁,
再留神看看,“只见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颦秋水,面薄腰纤,袅袅婷婷,
大有黛玉之态。”
巴尔扎克在《都尔的本堂神甫》中写老小姐迦玛的凶狠,说是“迦玛小
姐嘴角上微微堆着笑容,神气又挖苦又强横,眼睛里射出一团火,亮得像老
虎眼睛。”
写阴险的脱罗培神甫和贵族夫人特?李斯多曼太太一场唇枪舌剑的谈话
中,“神甫低下大眼皮盖住他的老鹰眼睛,免得泄露心中的情绪”。
司汤达在《红与黑》里,多次写到于连和德?瑞那夫人的眼睛,说是于
连的眼睛善于表情,说是“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微妙的意义,它可以在一瞬一
瞥之间显露出来”。
这只是随手掇拾的几个例子。
达?芬奇把人的眼睛称为“心灵之窗”。从这两扇窗子里,最容易窥见
内心的秘密。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在小说、戏剧、电影、绘画中,都占着非
常重要的地位。
1963 年8 月26 日
读《傅雷家书》 ——在全国政协讨论宪法草案座谈会上的发言
知识分子问题,是革命和建设中至关重大的问题,统一战线中极其重要
的一环。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过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就
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应当永远引以为戒。最近我读了《傅雷家书》,感触很
深,这是统一战线工作失误的一个典型例子,值得提出来谈一谈。
大家知道,傅雷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翻译家,他的长子傅聪是著名的钢琴
演奏家。反右运动中,傅雷被打成“右派”,那时傅聪正在波兰进修,消息
传到国外,傅聪就从波兰出走,逃到了伦敦。傅雷后来摘了“右派”帽子,
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夫妻双双被迫含冤去世。直到粉碎“四人帮”,
拨乱反正,才得到平反昭雪;傅聪也才有回到祖国的机会,为祖国人民演奏,
并致力于培养年轻一代的音乐人才。《家书》就是傅雷生前写给傅聪的信。
这些家书的公开发表,使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
全部家书证明,傅雷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的精神是一贯的。
反右前夕,他又成为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他对一般青年音乐
家“不关心大局,对社会主义的改造事业很冷淡”的这种现象很不满,亲自
找他们谈,还写信告诫远在波兰的傅聪。他不断给傅聪寄书,叮嘱傅聪“毛
选中的《实践论》,可多看看,这是一切理论的根底”,并在信中表示对毛
主席的衷心钦佩。整风开始时,傅雷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由来已久,要改也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们尽管揭发矛盾,提意见,
可是心里不能急,要耐性等待,要常常督促,也要设身处地代政府想想。”
“总之,我们不能忘了样样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要从农业落后、工业落后、
文化落后的具体形势出发;要求太高太急是没有用的。”
傅雷对党和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一种积极、热情的态度,但转眼之间,
他却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反右斗争开始,傅雷作了几次恳切的检查,但是没有通过。许多人不切
实际的意见也使他十分反感。几次批判会以后,傅雷向有关领导声明:他应
负什么罪责,领导上可以依法定罪,他以后不再出席会议。值得注意的是:
党内对傅雷是否应划为右派,意见并不一致,事情拖到1958 年春天,上海
市委宣传部一位分管文艺的副部长,要我以朋友的身分向傅雷做工作,动员
他再作一次实事求是的检查,明确目的是要把他保护过关。我好不容易说动
傅雷出来开会,但会上却给他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件事我至今觉
得对傅雷抱歉,好像是我把他诱进了陷阱。现在看来,有一点很清楚:当时
上海市委的第一把手,执行的是极左路线,而他的得力助手就是张春桥,他
们要把傅雷这样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是当然的。我不能理解的是,当时上海
市委宣传部的负责人,既然对傅雷有一定的了解,为什么不对上面据理力
争?这件事恐怕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党内党外,当时都没有丝毫民主
可言!而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恶果,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接着就是傅聪的出走,这件事给傅雷造成的压力,不难想象。据我所知,
陈毅同志曾经想挽回这件事所造成的影响。夏衍同志当时曾要我向傅雷转达
陈总的意思:希望傅雷能说服傅聪回来,只要傅聪写个检查,保证他平安无
事。但傅雷谢绝了,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傅聪回来很难处,况且我要他
回来,他也不会听我的话。”当时我察情度势,也觉得很困难,也就没有再
加劝说。现在想想,傅雷的看法还是对的。如果当时傅聪回来了,在“文化
大革命”中,恐怕除了傅雷夫妇这两条老命以外,还得赔上一个傅聪!而且
陈毅和夏衍同志,也必然会更担上一条莫须有的罪名。
傅雷尽管被打成“右派”,但他热爱祖国的心始终不变,他经过通信来
往,把爱国主义的纽带和傅聪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他不断地给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