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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苏门答腊被日寇杀害,从容就义。他传奇般的舍身事迹,一直惝怳迷
离,40 年后才大白于天下。他在新加坡编报时,写了很多战斗的评论和杂文,
《槟城三宿记》、《马六甲游记》是他初履南洋时的作品。郁达夫曾以游记
脍炙人口,从此竟成广陵散。陆蠡在上海沦陷时期,陷于日寇的罗网,严词
谴敌,终以身殉,《囚绿记》近于谶兆。李健吾的《萩原大旭》,许广平的
《遭难前后》,都指控了日本宪兵队野蛮如兽的暴行。
也有在国难中贫病相煎,心力交困,春蚕丝尽,蜡炬泪干,含恨以殁的,
缪崇群就是一例。缪崇群的散文,论质论量,都有可观,抗战时期已臻于炉
火纯青之境,而忽成绝响,是特别令人惋惜的。他的遗文,巴金搜集出版了
《碑下随笔》,侍桁选编了《晞露新收》。后者在序言中还追记了一个伤感
的故事:缪崇群病寓重庆,恹恹僵卧,寓处来了一位外地的少女,无意中发
现了他,当作奇遇,立即写信通知她的好友,预约携手同来,因为这是她们
崇拜的作家,但作家已等不及和他的文字知己相见了。
在敌伪统治下的上海与北平,也出了少数新的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和散
文,都有不容忽视的成就。她的散文集《流言》,隽思闪烁,妙语缤纷,大
胆的真实,巧妙的比喻,幽默的讽嘲,得心应手、自然熨帖的文字,蕴凝重
于洒脱轻倩,在散文领域中,显出她独有的风格。
抗战中也有使新文学运动蒙羞的纪录,那就是有些作家的失足落水,其
中最堪痛心的是周作人,因为按照他的身份和修养,这事不该发生而终于发
生了。本集收了他六篇文章,《炒栗子》一文,引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
一则宋代轶闻:汴京李和以炒栗子闻名四方,金兵破汴,李和辗转流徙到金
人治下的燕山——即抗战时期日寇占领的北平,从此湮没无闻。南宋小朝廷
遣使入金,到燕山,忽然有人送来炒栗,自称李和,挥泪而去。岁暮天寒,
周作人在苦茶庵中偶吃炒栗,触景生情遂有此作。文中有七言两绝:“燕山
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妙栗,伤心最是李和儿。”“家
祭年年终是虚,乃翁心愿终何如,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过鲁墟。”声
如哀蝉鸣秋,无疑是他的内心独白和当众表白的二重奏,使人感慨不尽。
抗战胜利,内战接踵而起,作家多数卷进了风起云涌的和平民主运动。
著名的爱国诗人闻一多,不死于抗战,却为和平民主壮烈牺牲,《最后一次
的演讲》,就是他勇敢献身的宣言。
三
新文学运动的三十年,早成陈迹,回头一看,已不免有“人远天涯近”
的苍茫之感。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前人的辛苦跋涉,足为后人识途的
轨迹。
散文创作最需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因为散文领域涵盖时空,广大无
边,大至国家社会兴衰治乱,山岳江海沧桑变迁,小至个人一言一行一闪念,
一颦一笑,一饮一啄;自然界的虫鱼鸟兽,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作家
的主观世界必须与客观世界不断磨擦,才能使灵感发火。散文又是对作家的
挑战,由于篇幅有限,没有回旋进退的余地,筹思运笔,更需要才华功力。
“五四”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原是双轨并行,一身
二任。新文学的幼年时代,散文成绩最为绚烂,已有定论。回顾一下当时的
名家名作,大都选材自由,情趣盎然,而各有个性色彩,不容代替。各家根
据各自的切身体验,有感而发,不是向着统一的口径勉强凑合。就思想倾向
而论,容有深浅广狭疏密偏正的差别,但都不背“五四”的大方向,因此综
观全局,如万壑争流,富有生气。到了30 年代,气候一变,风格渐趋昂扬,
调子渐趋单一,同时忌讳渐多,“风花雪月”,“身边琐事”,成了散文的
贬义词、同义语,活像是对付孙悟空的紧箍咒。抗战一起,更认为散文“飘
飘然”,不合时宜,主张“放逐抒情”。当然,这全部都出于战斗的要求,
以适应紧迫的时代,无可非议。琐屑无聊、空洞无物、无病呻吟,任何时候
都应该反对。但这种提法,却是有意无意地给散文创作出难题、穿小鞋,而
且也使人不能无惑:一、人与社会、自然、相生相克,三位一体,构成我们
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天地无私,江山多情,不知评论家何以对自然现象如此
痛恶和轻蔑?风花雪月,何害于人,何碍于文,又何损于革命?难道一沾风
花雪月,就是闲情逸致,颓废消极,玩物丧志?二、作家生活在自己特定的
环境里,先天后天,浸淫濡染,如鱼在水。身边琐事,就是他的创作源泉,
海阔天空的想象,也要有生活基地,才能起飞。要求作家舍熟就生,舍亲就
疏,好高鹜远的结果,怎么能不成为涸辙之鲋?除非发生破壁飞龙的奇迹,
唯一的出路就是乞灵于公式概念。作家自然应该力求增加阅历,扩充经验,
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说的“深入生活”,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问题不在身边天边,琐事大事,而在于作家有无敏锐的感觉,精到的识
力,能否于细微隐秘处透视人生,剖析世情。否则即使踏破铁鞋,走遍天涯
地角,也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鲁迅在上海10 年,不出“且介亭”半步,
却写了那么多辉煌的杂文和散文。你不给言论自由,他有《伪自由书》;你
希望多谈风月,他有《准风月谈》。《龙虫并雕斋琐语》和《雅舍小品》,
都是在轰轰烈烈的抗战时期写的,大都取材于日常生活现象,并非大言炎
炎,却谈言微中,言近旨远,可读性很高。前者在1949 年初版出书,流传
很少,似乎已经湮没,终于在1982 年再度问世,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后者
在台湾行销不衰,已再版数十次。这种事实,岂不发人深省?三、感情在文
学创作中具有特异功能,尤以诗与散文为然。思想极端重要,但没有血肉的
思想是苍白的,事实上思想感情经常互相渗透,互为表里,如果思想感情处
于不可调和的分裂状态,那就很难产生创作冲动了。情之所钟,正是创作的
动力,无论是有感而发,或有所为而作,都不能出之以冷漠寡情的纯理性态
度。放逐感情,啼笑皆非,如何还能创作?何况大敌当前,正是热血沸腾的
时候!试看这散文卷里180 家的作品,哪一篇没有抒情的成份?举例而言,
像《回首可怜歌舞地》这样浩然沛然、文情并茂之作,没有感情的升华,如
何写得出来?至于写散文不能陷于滥情,应有清明深湛的理性调节控制,那
又是另一问题了。
有一件特别使人感动的事,是作家极为普遍的自律精神。从小我到大
我,从有我到无我,成为大家努力的目标。何其芳的经历最有代表性,也最
引人深思。朱自清曾以为散文“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品、戏剧,有
高下之别”。何其芳却以没园诗人的身份,用精致的艺术“证明每篇散文应
该是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创作。”《画梦录》开一代新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本卷中也可以看出清楚的痕迹。但何其芳本人却一觉黄粱,闻鸡起舞,改
弦更张了。抗战前夕,他在《还乡杂记》代序《我和散文》中,一连用了五
个“个人主义”,表示和过去的自己决裂。到延安以后,在《一个平常的故
事》里,宣布“我已经消失在他们里面”。以后他一变而为理论家和批评家。
其间的功过得失,已有许多评说。何其芳是值得尊敬的优秀作家。就散文论
散文,他的转变总是一种损失。据说他去世前不久,也曾有“锦瑟尘封三十
年,几回追忆总凄然”的惋叹。记得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
1927)散文二集“导言”中论断:“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是“个人的发
见”,也就是现代散文的第一个特征;第二是“个性的表现”,第三是“人
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不忘自然与社会”。
不能不认为是中肯的意见。从个人的发见到阶级的发见是一个进步,符合中
国现代历史的走向,个人的消失却是一种倒退,退回到近似的封建宗法秩序
中去。集体主义属于现代意识,集体由个人的构成,没有个人,还有什么集
体。集体因共同的志趣和个人的凝聚而壮大坚强,个人因集体而更易于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