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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王韬、薛福成、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等人，就都有过类
似的著述。严复的借石取火，潜心译事，则几乎是尽人皆知了。百年来巨大
的历史演变，世界与中国已绝不是旧时的面貌，但为了振兴中华，必须急起
直追的情势，虽今昔异途，却并无二致。
时代毕竟不同了，从前有资格出洋游历的寥寥可数，现在却多于过江之
鲫。其中以考察为名，行公费旅游之实的可置不论，行踪所至，触景生情，
形诸笔墨的有心人，依然是各类知识分子，尤以作家为多。礼赞科学文明，
描绘繁华景色，记述名都胜迹，间及奇风异俗，经纬其间的，则大都是友谊
的交流阐扬。——这是和过去最大的不同点，标志着祖国命运的变化，因为
只有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之间平等相处，才能产生真诚而不是外交辞令
式的友谊。但一般的友好访问，难免浮光掠影，现在这类文字，渐由绚烂归
于平淡，应当看作是一种进步。例如这《澳洲散记》，因为作者是历史学家，
海外讲学之余，观察所得，涉笔成文，言之有物，而娓娓如话家常，就别具
一种亲切有味的风格。
唐振常同志的生活经历，很多跌宕，也很发人深思。他是四川的世家子
弟，降生时虽已后于“五四”3 年，童年耳濡目染的，依然是传统的封建教
育。他就读的中学是道地的古董传习所，上课、集会、就餐、临寝，都得朗
诵经书“语录”，连厕所门前，也高悬木牌，大书“道在屎溺”，为30 年
后林彪发明的小红书开了先河。初入中央大学，还是屈从家长意志，专攻农
艺。但旧世界的重重束缚，并没有把他禁锢住，他终于中途易辙，考入燕京
大学，一转而读外文系，再转而读新闻系，并从反面落墨，副修历史，受教
于名师陈寅恪，同时又投入席卷中国大地的民主浪潮。跻身社会以后，辗转
于报馆编辑和文艺工作之间。他写成第一个电影剧本，就碰上“阶级斗争”
的钉子，以骇人的罪名，遭到康生的迎头痛击。不久就是现在通称“十年浩
劫”的那出“革命”荒诞剧开场。那时他似乎已经四大皆空，当造反派“宽
大”为怀，准备给他一条出路的时候，他的志愿是当门房。但“四人帮”化
为灰尘以后，不旋踵间，振常忽然改弦更张，以历史学家的新姿崛起，为蔡
元培修传，评章太炎功过，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只手打孔家店”名
噪一时而终于销声匿迹、谣诼纷纭的吴虞勾稽生平，拂清尘雾，又给清末《苏
报案》中久已坐实为“奸细”的吴稚晖写翻案文章，代已无法自明的死人辩
诬，以其材料的翔实，论据的坚强，态度的公正，见解的新锐而引起学术界
的注目。
黎澍同志为振常的第一本历史论文集《章太炎与吴虞论集》作序，戏测
振常改行，可能与文艺写作易招祸殃有关，指出历史研究有同等的危险，古
来不少历史学家就为此脑袋失踪。“文化大革命”的引爆点就是吴晗的新编
历史剧《海瑞罢官》，真可谓殷鉴在迩。其实文字牢狱的存废，思想网罗的
疏密，关键在于政治是否清明，理性是否沉沦，否则只要涉足意识形态领域，
而又不能自外于是非曲直之见，不甘当左右逢源的风派，就很难做到安全自
保。如果在十年以前，单凭振常这些历史论文，“左”霸的几口唾沫，就可
以使他灭顶而有余。想到这里，我们怎能不为三中全会以来出现的民主开明
空气雀跃三百！文化工作者的安危固然重要，国家前途的荣枯明暗更值得关
切。
写外国游记，似乎无关宏旨，却也并不保险，特别是引述新思潮，新观
念。湖南人民出版社近年编印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第一种是郭嵩焘的
《伦敦与巴黎日记》。这位清代光绪朝奉派出使英法的第一任钦差大臣，因
为把首途使英的五十天日记，刻印成一本薄薄的《使西纪程》，而在其中赞
扬了英国的议会制度，引起一场大风波，被认为“刻意夸饰”，怀有二心，
弄得天下骚然，朝廷下诏申斥，传令毁版，最后郭嵩焘被迫“乞休归里”，
在谤毁笑骂中郁忿而终。原来我们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礼乐政教，
更优于“夷狄之邦”。外来思想属于异端，难免玷污清白，必须严加防范。
不知这种祖传的“优越感”，是否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振常写史论，谨严整饬，力求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但也偶作散文随笔，
以苏腕力，《澳洲散记》就是这一类产品。游目骋怀，舒徐自然，对大洋洲
的风土人情，随宜点染，各尽其美；而逡巡之间，又多在于历史、文物、学
术、图书，不失学人之致。文字凝练洒脱，显示了国学基础的功力。散记中
也有不少篇什描山画水，风景写生，却是挥洒自如，着墨不多，而神完气足，
不同于那种金碧辉煌、色彩浓艳、脂粉堆砌之作，或者可以因此幸免于“刘
姥姥进大观园”之讥罢。
1985 年9 月1 日
书的抒情
说到书，我很动感情。因为它给我带来温暖，我对它满怀感激。
书是我的恩师。贫穷剥夺了我童年的幸福，把我关在学校大门的外面，
是书本敞开它宽厚的胸脯，接纳了我，给我以慷慨的哺育。没有书，就没有
我的今天。——也许我早就委身于沟壑。
书是我的良友。它给我一把金钥匙，诱导我打开浅短的视界，愚昧的头
脑，鄙塞的心灵。它从不吝惜对我帮助。
书是我青春期的恋人，中年的知己，暮年的伴侣。有了它，我就不再愁
寂寞，不再怕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它使我成为精神世界的富翁。我真的是
“不可一日无此君”。当我忙完了，累极了；当我愤怒时，苦恼时，我就想
亲近它，因为这是一种绝妙的安抚。
我真愿意成为十足的“书迷”和“书痴”，可惜还不够条件。
不知道谁是监狱的始作俑者。剥夺自由，诚然是人世最酷虐的刑法，但
如果允许囚人有读书的权利，那还不算是自由的彻底丧失。我对此有惨痛的
经验。
对书的焚毁和禁锢，是最大的愚蠢，十足的野蛮，可怕的历史倒退。
当然书本里也有败类，那是瘟疫之神，死亡天使，当与世人共弃之。
作家把自己写的书，送给亲友，献与读者，是最大的愉快。如果他的书
引起共鸣，得到赞美，那就是对他最好的酬谢。
在宁静的环境，悠闲的心情中静静地读书，是人生中最有味的享受。在
“四人帮”覆亡的前夜，我曾经避开海洋般的冷漠与白眼，每天到龙华公园
读书，拥有自己独立苍茫的世界。这是我一个终生难忘的经历。
书本是太阳、空气、雨露。我不能设想，没有书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
1985 年12 月22 日
话说《相思一片》 ——姜德明《相思一片》序
《相思一片》是姜德明同志的第11 本散文创作。德明文龄不算太长，
而耕耨辛勤，刈获丰裕，令人歆羡。翻阅他5 年间连翩问世的多种文集，出
入书山，纵横文海，采玉网珠，披沙拣金，烛微抉幽，心细如发，既足赏心，
兼寓警策。在《相思一片》中，这种特色更为夺目。
掇拾艺林，品藻人物，中国古典文学中有悠久的传统，驰骋上下，流风
余韵，绵延不绝。到了近代，时风丕变，这才陷入歧途，南辕北辙，各趋极
端：一方面是遭洋场才子的亵渎，堕入魔道，流连歌台舞榭，渲染绮行艳闻，
吹捧所谓名士名流名优名妓，实际上成为狭邪门径，冶游指南，完全变了质；
一方面是新文学运动的澒洞澎湃，激浊扬清，在扫荡封建的进军中，把白话
与文言、新文学与旧文学截然分界，挥刀一割，不问精华糟粕，都付与东流
逝水，涉及文艺界个人生活的笔墨，也都认为是琐屑无聊，不登大雅之堂。
发展到“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年代，“树碑立传”四字，简直成了吓得死
人的大罪名。过犹不及，不足为训，毋待深论。
言行体现个人，个人构成集体，集体反映时代。轻忽微观而醉心宏大，
无视个人而奢谈集体、放言时代，只是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山，空中楼阁。《世
说新语》记述汉晋士流的遗闻逸事，睿思懿行，一鳞半爪，撮合汇聚，就“汪
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加以语言“简约玄淡，尔雅有韵”，
文采斐然，蔓延深远，绝大部分已成为习用的成语掌故，而有晋一代的清谈
玄风，也就“历历如在人耳目”。从《唐诗记事》、《宋诗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