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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
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
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
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
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
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
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
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
西迁重庆,夏丐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
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雨避风。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徐调
孚、周振甫、顾均正诸位,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
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
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书,
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
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
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
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
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
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
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他
高度评价她艺术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同时对《连环套》提出严格的指责。一褒一贬,从两个不同的站头出发,目
标是同一终点——热情期待更大的成就。“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
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如果
我们对傅雷素昧平生,凭这几句话,也可以帮助了解他对人生和艺术的态
度。张爱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
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
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后
来收在散文集《流言》里。现在经过迢迢四十年,张爱玲本人对《连环套》
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批评。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
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
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
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
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
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我在1978 年
写的《怀傅雷》一文中,已经提到这件事,这里不再重复。
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一书中说到: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
就被“腰斩”,以后张爱玲也不再在《万象》出现。他看到了事实,却没有
阐明真相。《连环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我是当事人,
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说不清楚了。但有一点确切无误:我和
张爱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实为
证。
张爱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又一次承她信赖,要我提
意见,其间还有个反复的修改过程。我没有敷衍塞责,她也并不嫌我信口雌
黄。后来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我也曾为之居间奔走。剧团的主持人是周剑
云,我介绍张爱玲和他在一家餐馆里见面。那时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
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
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
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里
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这种款式。相片的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
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
当是快乐的。”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交际场上见多识广,
那天态度也显得有些拘谨,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
象。
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朱端钧,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
之一,饰流苏的罗兰,饰范柳原的舒适,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事后我因此
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
身上很显眼,桑弧见了,用上海话说:“赤刮剌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
了情》的导演,张爱玲的熟朋友。——但这是后话。
1944 年6 月和1945 年6 月,我两次被日本沪南宪兵队所捕。第一次幸
而没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礼——严刑拷打,却听够了被害者受刑时那种
锥心刺骨的号叫声。京剧《文昭关》里描写伍子胥一夜间须发变白,我此时
才有些亲身的体会。宪兵队在贝当路,人们谈虎色变,讳言其名,称之为“贝
公馆”。地点在美国学堂旧址,原来是雪白的建筑,碧绿的草地,纯洁得像
天使;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教堂,紫酱色的斜屋顶,墙上爬满长春藤;贝
当路幽雅安静,是情侣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挑选这么
个环境来开设他们的现世地狱。我被释放时,恰像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对那
个环境感觉特别灵敏,觉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里,又看到张爱玲的留言,
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
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这
事情过去整40 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机会读到《今生今世》,发现其中有
这样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
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
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
这样一回事。一时间我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在此以前,我刚好读过
余光中针对胡兰成的人品与文品而发的《山河岁月话渔樵》。抗日战争是祖
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胡兰成的言行,却达到了颠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极致,
余光中对他严正的抨击,我有深切的共鸣。因为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
的论据。但是对张爱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
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言,1944 年8 月)
张爱玲是敏感的,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战火依
然弥漫神州大陆,的确是“更大的破坏”,但破坏不等于毁灭。古老中国和
她的儿女,都在经受水深火热的考验。——张爱玲也在经受考验:内外交困
的精神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的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
就像放电影断了片。
1949 年,在张爱玲看来,对她无疑是灾难。但事实不像她设想的那么坏。
抗战胜利初期对她喧闹一时的指责早已沉静,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吸引着亿万
人的注意——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了。1952 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
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
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
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
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
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
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