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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锁响了。母亲没有按下门键，将门微微开了一点。她的眼睛仔细地向外张望……但是认不清楚。
“开吧……开吧……妈妈！”
“我的孩子！”
母亲一面笑着，一面流着眼泪，把头发斑白的头紧靠在我的肩上。
我的父亲和弟弟恰巧也在莫斯科，他们听见闹声，都奔到前室来了。
“来之前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大家都抢着这样问。
我摊了摊手。七小时以前，在列宁格勒机场上，我不是连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的这次旅行会这样简单、迅速地完成的吗？
我到了莫斯科的消息迅速地传到了邻居们、朋友们、亲戚们那里。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人来按门铃，走进住所来的人有的是认识的，有的是不认识的。他们有的向笑容满面的母亲讨一点火柴，有的来讨点盐；他们好像偶然似的看见我们三件军大衣，一件上面有铁道兵团的肩章，一件有空军肩章，一件有海军肩章，便都惊讶地叫起来，道贺起来，接着又匆匆地走向我们，来探问最近的前方消息，主要是问“快接近胜利了吧？”这是又有趣、又令人感动的。
第二天早晨，我偕父亲和弟弟一同上街去观看一下战时的莫斯科。我们三个人——一个是上了年纪的但仍还结实的铁道兵团少校工程师，一个是留上了上髭的海军军人，一个是还没有留须的空军驾驶员，从容不迫地在街上走着。换句话说，陆、海、空都齐全了。
在广阔的阳光充足的街道上和广场上，人和车辆川流不息地来往着。电车在交轨的地点发出叮叮当当的铃声，并且还轰轰地响着；无轨电车在停车站上嘶嘶作响地打开车门。一群群的汽车，服从着民警姑娘的指挥棒，一会儿在十字路口停下，不耐烦似地响着马达，一会儿又吼叫着开走了。在漂亮的“齐斯一Ｏ一号”汽车旁边，驶行着“维里斯”的吉普车，在漆着“面包”字样的送货汽车后面，跟着的是载有反坦克炮炮手的“齐斯五号”汽车。在无轨电车旁边则行驶着履带轰轰作响、躯壳低低的“伏罗希洛夫”型坦克。在街道中间的旷地上有忙碌的、不怕人的麻雀在跳跃，在天空上，则有成双作对的驱逐机急急地掠过。
在莫斯科，男人比列宁格勒多得多；大多数都是穿着各种兵种的制服的，而且几乎全都佩着一列一列的各种颜色的勋章绶带。像我们一样，这都是一些因为有事或是休假而来从各地来的人。
红场上的高高的钟楼、历史博物馆、米宁与波热尔斯基纪念碑、列宁墓、甚至广场上的铺石，全都充满着伟大、镇定、自信的神气。
在最高苏维埃的大厦上，飘扬着祖国的国旗。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共同的求取胜利的意志，是在这里集中着的。我想着：“我现在望着克里姆林宫，可是就在这时候，也有人在报告斯大林，说昨夜有几艘猎艇在芬兰湾上又进行了新的战斗，他们不让敌人接近航路，不让敌人在我们的交通线上布雷。”
跟着这种思想而来的是关于很久以前一次五一节游行的回忆。那时候，与我一同在我们学院的纵队中走着的有我的几个好朋友：瓦纽卡·波柯夫，伏洛佳·加夫里柯夫，阿莫辛……我们的行列在列宁陵墓前经过时，斯大林就举起手来，他对着以我们为代表的正在成长着的海军致敬。那时，我是第一次看见斯大林。现在我觉得，我好像又看见他了，他的样子只有一点不同，现在他不在微笑，而是在严肃地、全神贯注地领导我们走向胜利，走向共产主义。
回到家里，迎候着我的是心情焦急的母亲。
“有人来找你上人民委员部去……难道说你要走了吗？”
我仔细地刮了一下脸便去了。值日员领我去见政治部副主任。在一间不大的、陈设简朴的小办公室里，一位年青的高个子的军官请我坐下。
“我们知道，您伤愈之后在莫斯科作短期休假。”
“正是这样。”
“您在战前喜欢运动是不是？喜欢拳击？……搞得还有些成绩。”
“成绩，那我就不敢说了。”
在这位首长的眼里闪出了和善的微笑。
“总之，您是一位运动员，现在又在作战，这便行了。这几天要开苏维埃运动员第二次反法西斯大会。请您去参加。我们委托您代表海军运动员们向参加大会的运动员致敬。”
我着急地说：“我从来没有上台讲过话……我是完全不善于讲话的。”
“什么？您已经害怕起来了吗？”
“并不是害怕；但是这件任务是很重大的，而且……我觉得有点‘不敢’。”
“胡说，再困难一些的事您也对付得很好，您跟十三艘敌艇作过战，现在怎么忽然就有点‘不敢’了。”
继续谈了一阵之后，政治部副主任作了一个不可违拗的结论：“您就像现在跟我谈话一样，把猎艇艇员们的事迹在大会上报告一下好了。我祝您成功！随便有什么问题，请您打电话来商量好了，”于是他就递给我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访问卡普路诺夫的妹妹。我怕这位少女会哭，因此不知怎么做才好，不知怎么把尼可拉的为国牺牲情形告诉她才好。我鼓很很大的勇气去按卡普路诺娃所住的门铃。但，当那位相貌很像我的已故的朋友的身材高高的、姿态优美的少女把门打开的时候，我才略为镇定一些了。
我走进一间不大的、像少女一样整洁的房间。
“大概的情形我已经全知道了，伊戈尔·彼得罗维奇。假如可以的话，请您详细一点说一说好了。请您不要怕我会哭；我已经没有眼泪了。全流完了。”
窗外，莫斯科的黄昏已经很浓厚了，蓝色的街灯已经亮起来了，但我们还继续坐着谈话。
我们谈话要结束时，另有一件使我不安的事在等着我，在我由喀琅施塔得动身之前，我们小队的军官们以及旁的舰艇上的卡普路诺夫的朋友们，凑集了一笔钱送给卡普路诺娃，以代替她的哥哥每月寄给她的钱。怎么交给她，才不会损伤少女的自尊心，才不会使她不快呢？
我是一个不中用的外交家，因此，我决定直截了当地行动。
“阿娜丝达西亚·伊凡诺夫娜……没有哥哥帮助，您一个人过活是比较困难些的……请您原谅我们这些您哥哥的朋友们，请您接受这一点帮助……以后在需要的时候，请您告诉我们大家，或是告诉随便那一个人好了。……我们是很愿意给予任何的帮助的。”
我怪难为情地把那一包钱放在桌上。
少女对这个包瞥了一眼，抬起眼来向着我说：
“你们的关切和照顾比钱宝贵得多。我引为自豪的是，同志们都喜欢尼可拉，都记得尼可拉。我十分高兴，尼可拉有这样几位忠实的朋友。感谢得很！”
我心里十分感动地和她告别，一路上我都在想念着尼可拉和其余的朋友们，这些朋友们现在正在担任巡逻，也许，这一刻正在和法西斯匪徒的快艇作战。
在苏维埃宫的圆柱大厅里，我以前只有在听音乐会时来过，都是坐在池座里的。七月十八日那天，我坐在台上，坐在主席团的席位里，和著名的运动家们坐在一起。这里有克拉夫吉雅·阿丽欣娜，雅柯夫·库正柯，佐姬·波洛托娃，列奥尼德，梅什柯夫，尼可拉·柯罗列夫，盖奥尔格·兹那明斯基等人。许多都穿着军服，配着勋章。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书记宣布开会之后，首先发言的是苏联英雄里亚波夫。这位飞行员讲述了他是怎样轰炸柏林以及希特勒帝国的其他大城市。接着讲话的是彼特尔·斯特鲁德、克拉夫吉雅·阿丽欣娜和雅柯夫·库正柯。这几位运动家讲述着，运动员们是怎样在前线运用自己的运动技能，和希特勒匪徒们作战；在普遍军事训练中是怎样准备着苏维埃军队的新的补充力量的。
我发言的时候近了，于是我就不安起来。准备好的发言提纲中的字句流散开来了，重叠起来了。
“请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参加者，切尔尼谢夫上尉发言。”
我谨慎地、从容不迫地离开座位走上讲台。我的心不断地在增加着跳动的速度。
“我代表海军运动员们向苏联运动员反法西斯大会致以战斗的敬礼！”
爆发了一阵鼓掌声，我偷偷地瞄了瞄发言稿子。
“纳西莫夫海军上将教导俄罗斯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