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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慢慢地向前走去。在第四号街和大马路拐角的地方躺着一个人，这人穿着一件旧皮大衣，还包着头巾。他的苍白而带菜色的脸和雪的颜色差不多。
伊凡诺夫俯身对他说：“公民，您怎么样了？”
他的眼皮慢慢地张开，接着又合下去了。
我们决定把这个来历不明的人送到救护站去。抬了十步的样子，伊凡诺夫就喘息起来，加夫里洛夫的脸上也淌出汗珠来。
对于饿瘦了的水兵们，一个人的重量也太大了。加夫里洛夫和伊凡诺夫稍稍休息了一下，重又担起了这个人。他们的步枪和防毒面具由我背着。又走了十五公尺的样子，我们三个又都站了下来，吃力地喘着气；再走了五步，我们又不得不作第二次休息了。
“水兵同志……别费事了……我反正活不成的，”这个陌生人突然用微弱的、断续的声音说道：“不对的，老先生，你还要活下去的，”加夫里洛夫安慰他。
“老大爷，这么晚了，您怎么还在街上？”伊凡诺夫探询道。
这个人好久不作声，后来低声说：“我……背我的老婆……到坟场去……还没有背到，……力气没有了……就扔了……我也跌倒了……爬不起来，人人都没有力气扶我起来……”
加夫里洛夫从防毒面具匣里找出了一小块面包，这显然是晚饭时省下，准备在夜间充饥的。他拿在手里翻弄了一会，打算掰为两半，但后来把一整块全递了过去。
“您拿着吧……吃吧……”
眼皮颤动了一下，慢慢抬了起来。他的下巴颤动着，他的手做出一个要接这块面包的动作。像是着了魇的眼瞳盯在面包上。
“您拿着吧……吃下去可以增加一点力气……”
一只手没有生气地放在雪上。眼神的光彩消失了：“不行……我不能拿，我反正快完了，我没有什么用了，可是你们……还有用……多谢，同志们……”
加夫里洛夫几乎是强迫这个病倒的老人吃下这块面包。伊凡诺夫捧了一捧雪来代替水，捧到这个不幸者嘴边。
后来，我们又拖拖拉拉地前进了。老人竭力想帮助他们两个，费力地跨着腿。可是，走了二十来步，伊凡诺夫绊了一下，于是他们三个人全都跌在雪堆上了。加夫里洛夫迅速地爬起来，但是伊凡诺夫却继续躺着，像一匹被鞭策的马一样在喘气。最后，看见一个红十字标记的大门。
现在是我和加夫里洛夫在拖这个人，伊凡诺夫背着步枪和防毒面具匣跟在后面。又经过两次休息之后，伊凡诺夫接替了喘不过气来的加夫里洛夫，接着，我们便走进了医院救护站。
两个穿棉制服的志愿救护队女队员接待了我们。
这两个少女给病人按了脉搏，作了听诊；我们在原地踏了一阵步，后来便悄悄地走出去，走到街上，在街上卷起烟卷来。
我疲乏地耳朵里嗡嗡地响着。
“为什么有一个救护员向我们赶来，”加夫里洛夫说。
一个救护员迅速地向我们走来：“水兵们，那个公民要请你们回去一下。”
“干什么？”
“他要谢谢你们。你们救了他的姓名，给了他吃的。”
“这算什么吃的，”加夫里洛夫挥挥手。
这时候，空袭警报响了，高射炮已在远远什么地方频繁地响着。
“您瞧……我们不能回去看他了。请代我们问候他，祝他恢复健康。”
“那末总得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我回去该怎么告诉他？”
“我们是波罗的海水兵。这就行了。”
天空上爆发开高射炮弹的黄色弹烟，探照灯的淡白色的触角消失在无云的高空中。几架看不见的“容克”机用沉重的低音在吼叫着。传来了愈来愈近的炸弹的啸声……接着，脚底下感到一阵震动，过了一会，才听到沉重的爆炸声。
“六秒钟，”加夫里洛夫数出了炸弹爆炸与听到声音的时间间隔。“离这里一千八百公尺。”
“这是炸在黑河旁边什么地方，”伊凡诺夫确定地说。
早晨五点钟，有人来替班，于是我们便回到营房去。我去见了值日官，报告了巡逻时间内所遇到的事情；接着便回到舱里去了。我拿出了一块晚饭时省下来的面包，已经准备吃了，但突然想起了加夫里洛夫，于是便走到水兵的舱室里去。
加夫里洛夫和伊凡诺夫在炉子上煮水，我和他们一起坐了下来。伊凡诺夫拿来了三个杯子，倒上了开水。我和他每人从自己的面包上掰下三分之一，递给加夫里洛夫。
加夫里洛夫看也不看地说：“艇长同志，这是不必的。……您的工作比我们多，您还要照顾我们大家。”
我一定要他接下面包。我们烤着火，喝着开水，颚骨微微地颤动着，咀嚼着在牙齿上籁籁作响的面包。
后来，我勉强地走到我的铺位前，看见阿塞也夫嘴旁的被窝上的冰花，我便打了一个冷颤。只好毫不踌躇地穿着羊皮短大衣和棉制服钻到被窝下面去了。但是，早晨醒来时，我对于当时这种软弱行为感到了羞愧，我立誓永远不再表现出这种行为了。
虽然是紧张的学习，而且夜间还在市区担任巡逻，但是我们的人员对于这种类似无所事事的情况仍然感到厌倦；因此，每天都有人打报告要求把他调到前线去。
我们花费了好些时间向他们解释，专门的海军兵员是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培养一批海军兵员需要好些时间、劳动和经验；我们还告诉他们，我们不久就可以到舰艇上去服务了。
新年到了。别洛波克在准备举行音乐会，还组织了一个小型的乐队。每天晚间可以听见舱里传出吉它的声音，以及手风琴的嘈杂急促的鸣奏声。水兵们围在烧得很旺的火炉边，唱着战时已经编出来了的新歌：列宁格勒之歌、演奏吧，我的手风琴、蓝头巾；但用的是不知作者是谁的新歌词。这种集体的歌唱是多么能够鼓舞人啊！它多么好地帮人派遣愁闷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坐在斯米尔诺夫的铺上，紧紧地挨着他。他两手搁在脑袋后面，闭上眼睛，唱道：
“火焰在小火炉里盘旋，
木柴上的树脂像眼泪般淌着，
还有手风琴在这幢小土屋里，
对我歌唱你的微笑和眼睛……”
水兵们有的坐着，有的躺在铺上，怀着深深的忧伤应和道：
“还有手风琴在这幢小土屋里
对我歌唱你的微笑和眼睛……”
在间歇的时候，就弹起了吉它，手风琴也喘息起来了。在别洛波克的想象中，他一定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西伯利亚、与妻子和孩子在一起。有一艘猎艇上的舵手，把头靠在手风琴上，可怜巴巴地叹息着，他闭着眼睛在演奏，阴影奇特地投射在他的瘦削的包着黝黑的皮肤的脸上。
“就在这冰冷的土屋里，我也是温暖的，
因为，这里有你的不会冷淡的爱情……”
歌唱停止了，在袭来的沉寂中只听见木柴的毕剥声。
“巴维尔·阿基莫维奇，”我向别洛波克说，“唱一支你自己作的、快活点儿的歌曲吧。”
他奏了几下和音，便唱了起来：
“在战争的雷声轰鸣的地方，在北海舰队，
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所有的舰队中，
在猛烈的、迅速的、近距离的战斗中，
都有‘猎艇’的炮火直接射击敌人。
在松木造的猎艇上虽然没有铁甲，但这里面的兵员都像钢铁一样的坚实；
他们是忘我的、坚定的、勇猛的、严峻的，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不快，什么是忧郁……”
“空袭警报！”值日员这样宣布道。
水兵们从铺上起来，拿起武器和防毒面具，向战斗岗位奔去。
十二月三十一日，晚饭和夜茶是在晚上十一点端上来的。管理员给我们准备了一件意外的礼物：每人一个小麦面做的小面包和五十克的葡萄酒。加上这样的点缀，我们这顿晚餐简直有点考究了。
大家一致地举起杯来：“为斯大林干杯！为胜利干杯！”接着在古老的拱门下响起了“乌拉！”“我们的斯大林万岁！”的雷鸣般的喊声。
凡是会一点什么的人，全都参加了音乐会的演出。最成功的当然是别洛波克，他又参加乐队的演奏，又担任伴奏，又担任独奏，又表演了一个用吉他伴奏的自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