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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柯夫和波恰诺夫不时地看表。工作的进度是缓慢的，但是离天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波柯夫忍耐不住这种痛苦的等待，他走下甲板。在 干了的那一间舱里，轮机员们正在把马达上的螺栓扭紧。彼都柯夫在忙着收拾气化器的过滤器。
“喂，‘马达的灵魂’，时间不多了。快把它弄好吧？”
“艇长同志，再二十分钟就弄好了。我们还要换一换发火栓，那已经从中间那部马达上拆下来了。过滤器已经洗好，只剩下装配工作要做了。”
“好，我等着听到你把机器安装好的报告，”波柯夫用这套官腔掩盖住他内心的高兴；但是，对小队长和政委他却兴高采烈地报告道：“他们要求三个钟头，我虽然知道，这工作得搞四、五个钟头，但我只答应了两个钟头。可是，他们只用一个多钟头便把机器搞好了。这些小伙子真棒！”
从轮机室里传出了一阵螺旋钳的声音和不很响的敲击声。在无月的明朗的天空上，有星星在闪耀。
波柯夫背靠着罗针箱思索着：“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呢？在战斗的当儿，我们离开护航队适得其到哪里了呢？后来又飘到哪里呢？……周围一座灯塔、一点灯火也看不见的时候，怎么测算呢？……如果所有的罗盘全不能用了，怎么决定所需的航行方向呢？……星星……见鬼！怎么可以把星星忘了呢？我们的祖先都已经知道根据星座来测算航程的了！”
“艇长同志，马达修好了。可以试车吗？”传来了彼都柯夫的声音。
“好！开起来吧。”
机械员的头藏入舱口里去了。在甲板上，大家屏住呼吸，紧张地等候着马达最初发动的声音。由于紧张，波柯夫的头又痛起来了。
空气的骚动声，磁石发电机的呜呜声……接连传出来了；海面上响起了马达的吼声。
“接上灭音器！”
原来在这种沉寂的环境中，马达的吼声在敌人盘据的海岸上都可以听得见。心剧烈地在跳动着。波柯夫瞧瞧表：轮机员们节省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
机械员又在舱口出现。
“马达已做好准备可以接受负荷了。用倒车走吧？”
“好的，”波柯夫同意了，但要求他特别注意连接的离合器，因为这些离合器是不能指靠它们打长时间的倒车的。“万一发生什么不正常的情况，请您马上减低转速，采取必要措施，并且报告上来。”
他转身向小队长波恰诺夫说：“准予行驶吗？”
“好的！”
波柯夫扳动机械传话器的把手，先扳在“低速后退”，过了一会儿之后，扳到“中速后退”。猎艇复活了，整个艇身都颤动起来，开始向祖国的海岸驶去。右方垂直线上闪亮着明亮的北极星，这是无罗盘的船只的唯一的领航者。
早晨四点，西方传来了柴油机的轧轧声，接着出现了几艘大舰的黑影，在向猎艇赶来。
瞄准手们守在瞄准器旁，将机枪和尚还完好的一门炮对准为首的一艘船的黑影。波柯夫挺起身来，把面转向艇尾。
他宣布，最困难的考验已经在面前了。波柯夫中尉对于他的艇员们是信任的，他相信，艇上全体人员不会使海军，使列宁城的保卫者的荣誉蒙受耻辱的。
“我们要再强调一遍，”他说，“波罗的海的海军人员是宁可死于众寡悬殊的战斗中，而不愿蒙受被俘的耻辱。我们要战到最后一口气！战到最后一颗子弹！活着的人便得将猎艇炸毁。助理艇长，将猎艇作好爆炸准备！”
“是，将猎艇作好爆炸准备！”
“水兵长，将国旗钉在旗杆上！”
“是，钉好国旗！”
波柯夫俯身对着传话筒，向无线电室叫道：“拍出电报！销毁文件！”
柯切杨握住波柯夫的手。他感动地说：
“好样的……做得对！真正的共产党员便是这样做的。”
总政治部指导员走向炮手班，站在装弹员的位置上。在他服海军兵役的年代中，这是他的专业。
“同志们！要象布尔什维克的样子，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他说。
“对啊，政委同志，让他们认识认识波罗的海战士吧！”
波恰诺夫和波柯夫并排站着。
“好吧，我们开始吧。”他发言了。“开火。”
“请您准许稍等一等：让他们走近点，我们可以用直接瞄准射击。每一发炮弹都可以打在目标上。”
“好。”
黑影迅速增大起来，柴油马达的声音是愈来愈响、愈来愈清楚了。一会儿，已很近了。
“对准为首一舰！……直接瞄准！”
“艇长同志，这是我们的扫雷舰！”信号员用尽全力叫了起来。
波柯夫定睛细看，不错，现在已经可以看清楚了，驶来的正是已将潜艇护送出去的扫雷艇。
“发出招呼信号！”
信号灯闪照起来。从扫雷舰上发来了回答：“停车！”
于是，波柯夫俯身对着传话筒叫道：“电报作废！文件不要销毁！”
十分钟之后，一艘扫雷舰驶靠猎艇，抛过了绳索。
我怀着不能掩藏的欢愉和自豪的情绪望着我的好友，望着他的受了伤的脸和斑白的头发，想着：“我能不能象波柯夫，象加夫里柯夫那样行动呢？”
第九章 被封锁的冬季
严冬很早便到临了。厚厚的冰层封锁住了涅瓦河，街道上堆起了高高的雪堆。
猎艇一艘接一艘地被拉到堤岸上，以便进行冬季修理。十一月十五日，轮到我们的猎艇进行修理了。水兵们用铁棍和撬棒在冰面上敲出一道沟来，系上绳索，用手将猎艇推到滑车上。
“抬上点！……稍微抬上点！”
载着猎艇的滑车慢慢地爬上岸去。从艇身上淌下来的水，立刻凝成长长的冰条了。近傍晚时，我们的小艇已经安顿在修船的浮椿上；要待整整一个冬天呢！我们有点难过起来：我们，连船带人，就这样与海洋失去了最后的联系。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呢？
我们花了两天功夫，将马达和机件从猎艇上拆卸出来，把它们安放好之后，我们就搬到瓦西里耶夫岛上的冬季营房里去。离开猎艇时，我在会议室的食橱里找到一满罐精炼的牛乳咖啡，就拿来作为“后备品”。在我的防毒囊中有两条巧克力糖，那是在某一次航行之后余下的。这就是我的“紧急备用品”了。
列宁格勒已进入了严酷的被围状态。许多房屋的墙壁弹痕累累，好像生了麻斑一样。一些用胶合板蒙上的窗户像没有眼珠的眼眶似的瞠视着。在街上只能偶尔看见几个女人或男人，而且都是在军队里服务的。站在街上的民兵们肩上都背着步枪，腰上都挂着钢盔。
芬兰湾岸旁那些空旷的、发着空洞回声的穹形的冬季营房里，又暗又冷，水兵们放下背囊，便布置房屋作为过冬的住处，按照习惯把房间称作船舱。宽大的窗户上蒙的是胶合板和毡子，只有在角上还留着小片的玻璃，冬季微弱的阳光是几乎照不进来的。轮机员们弄到了一个空铁桶，做成一个小炉子。
晚间，我上我的水兵们那里去看看他们，就好像回到石器时代一样：四角黑洞洞的穹形的小房间，就像是洞窟一样。罐头筒做成的原始油灯用微弱的光芒照着这个洞窟。灯盏中掺杂着的煤油冒出浓厚的煤烟来。水兵们穿着大氅坐在炉子边，默默地注视着发出毕毕剥剥声音的木柴。
“这样子是不能长期忍耐下去的，”我想着，“不好的食物、寒冷和肮脏，都会引起疾病，使士气低落，体力衰退。维生素不足，再加精神萎靡，可以引起坏血病。……不行，这样是不行的，……应该要斗争！”
“喂，弟兄们，干嘛发愁？”我坐下来说。
“在城里怪不好过的，”贝莱伊低低地回答道。
“我们离开这里才半年，想不到这里的情形这样不好，”吉莫菲也夫说起来了。“今天我妈妈来找我，给我一百二十五公分的面包。……那种面包，你们应该见识一下才好，那简直就是糠和化学纸浆……又重，又湿，简直是一块湿土！我把我自己的口粮给她，可是她不肯拿，只是说：‘我的好儿子，多谢，好儿子……’要想哭，可是眼里没有眼泪，哭不出来。”
吉莫菲也夫用手掩住了脸，这时，从暗处传来了斯列波夫的声音：
“昨天阿莫辛的艇上的信号员的家里，落了一颗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