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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瞅着地板，没有吭声，好象是在倾听雨水打在秋天凋零的花园的簌簌声，然后他忧郁地说：
“算了，你去吧，去吧……”
我老扪心自问：怎么办？其实该怎么办是明摆着的。然而，我愈是硬要自己明天就给她写一封断然绝交的信（这样做未尝不可，因为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还没有超过最后的界线），我对她的温情和倾慕之心，她那迷人的眼睛、面容、笑声、话语以及她对我的爱而引起我对她的感激之情也就愈充溢着我的心……几天以后，日暮时分，突然一个信差骑马赶到庄园里来，他全身上下被雨淋湿，给我送来一封打湿了的急信，信上说：“我再也忍受不了，盼速来。”想到再过几小时我又将见到她，听到她的话语，我心花怒放，一夜辗转难眠，直到天亮……
从此，我在家住一阵，就到县城去住一阵，整个秋天就这样度过去了。我卖掉了马鞍和马，在县城里再也不光顾“贵族旅馆”，只住在谢普纳亚广场附近的尼古林娜客栈。县城如今面目全非，完全不是我少年时代的那个模样了。一切都显得索然寡味，只是偶尔经过乌斯宾斯基大街的花园和中学的时候，我心中才仿佛勾起了一种亲切的旧地重游之感。我早就养成了吸烟的嗜好和上理发店的习惯。记得有一回在理发店里我象小孩那样乖乖地坐着，推剪咔嚓咔嚓地响，我斜眼偷看我那丝一样的头发怎么连续不断地掉到地上。我们从早到晚都坐在餐室里的土耳其长沙发上，差不多总是单独在一起，因为医生一早就出了门，她的弟弟是个中学生，也上学去了。早餐后，医生睡了一觉又不知上哪儿去了，中学生呢，一个劲地跟自己的小黄狗陀螺胡闹乱窜。陀螺假装发怒，狂吠着，喘着气，顺着上二楼的木楼梯窜上跳下。后来一段时间里，这种整天单调的闲坐，或许还有我过分的、一成不变的缠绵徘侧，使她觉得无聊，感到厌倦了。她开始找借口出门走访朋友，我只好独自一人呆在沙发上，听那个中学生喊叫、嘻笑、跺脚，听小狗陀螺在楼梯上疯闹，装腔作势地狂吠。我泪汪汪地望着半掩的窗外平静的灰色的天空，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又开始坐在家里，对我仍然那么温情、体贴，使我完全无法弄清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一天，她对我说：“好吧，亲爱的，看来事情就这么下去了。”说完，她蹙起额头，快乐地哭起来。这是早餐后，大家在房子里都踮起脚走路，免得打搅医生的休息。她接着说；“我只是非常可怜爸爸，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他更宝贵了！”我始终很惊讶，她对父亲为何爱得这么过分。好象故意为难似的，就在她说完这话的当口，中学生跑来了，漫不经心而又含糊地说，医生请我到他那儿去一下。她的脸色陡然苍白起来。我吻了吻她的手，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去。
医生睡足了觉，刚刚盥洗完毕，温和而又愉快地接待我，他哼哼唱唱，点了一根烟。
“我的年轻朋友，”他边说，边请我抽烟，“有些话早就想跟您谈谈了，您心里也明自要谈什么。您知道，我这个人毫无偏见。我看重的是女儿的幸福，也衷心地同情您。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吧，象男子汉跟男子汉谈话那样。真的，我完全不了解您，不管您觉得多么奇怪。请您告诉我，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着，微微一笑。
我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一个劲地猛吸烟。我是什么样的人？我那时刚刚读过爱克曼的作品①，本想学歌德那样骄傲地回答：“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上帝啊，千万别要让我了解自己！”可是，我却谦虚地说：
“您知道我在写作……我将继续写下去，继续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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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约翰·彼得·爱克曼（1792——1854）是德国诗人歌德的朋友，《歌德谈话录》的编纂者。
我不由自主地又补充了一句：
“也许准备考大学……”
“上大学，这当然再好不过了，”医生说。“不过要知道，考大学可不是闹着玩的。您到底打算干什么行当？只从事文学呢，还是也搞点社会活动，担任公职呢？”
我心里又胡思乱想起来，还是歌德的话：“我一生经历两个世纪……感到尘世一切变幻无常，令人厌恶……政治绝不可能与诗歌有关……”
“社会活动不是诗人的事。”我回答说。
医生微微有些吃惊，瞥了我一眼。
“那么，照您看来，譬如说，涅克拉索夫就不算是诗人？但是您毕竟还得多少注意当前的社会生活。您要知道，每一个正直的有教养的俄国人此刻是怎样生活和怎样焦急不安的？”
我考虑了一下，想着我所知道的情况：大家都在谈论反动的局势，谈论地方长官，都说“伟大改革时代的一切有益的创举都被彻底摧毁了”……说托尔斯泰号召“到松下的禅室去修行”……说我们的确生活在契诃夫的《黑暗》之中……我记起了托尔斯泰学说的信徒们散发马克·奥勒留①的名言集，里面说：“弗隆顿教导我说，为富不仁……”我还记起一个忧郁的乌克兰老人，不知是什么教派的信徒，春天我曾和他一起在德聂伯河上乘过船，他总是用自己的意思对我反复说圣徒保罗的话：“上帝叫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②，这样，我们的诅咒不是针对亲人，而且针对执政者，今世黑暗的统治者……”我感到了自己早先热衷的托尔斯泰学说摆脱任何社会束缚，同时又反对我所仇视的“今世黑暗的统治者”，于是我鼓吹起托尔斯泰的学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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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奥勒留是一六一至一八○年间的罗马皇帝。
②见《圣经·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至二十二节，后三句不是《圣经》原话。
“那么，在您看来，摆脱一切邪恶和苦难的唯一办法就是那臭名昭著的无为和勿抗恶罗？”医生装出一副过分无所谓的神气问道。
我急忙回答，我是主张有为、主张抗恶的，“只不过十分独特”。我的托尔斯泰学说是一种互相抵触的、强烈的感情，激起这种感情的是彼尔·别祖霍夫和阿纳托里·库拉金①，《霍斯托密尔》②中的谢尔普霍夫斯基公爵和伊万·伊里奇③，《那么我们怎么办》和《人是否需要许多土地》④，莫斯科统计调查一文中描述的城市污秽和贫困的可怕情景，《哥萨克》在我心中形成的生活在大自然和人民中间产生富有诗意的幻想，还有我个人对小俄罗斯的印象：如果永远摆脱我们的不合理的生活，到草原田庄、到德聂伯河岸的白土屋里去过一种纯洁的劳动生活，这该多么幸福啊！我把其中的某些想法告诉了医生，没有提白土屋的事。他似乎很注意地听，可是不知怎的显得过于谦恭。有时他昏昏欲睡，眼皮耷拉着，紧闭的双颔发颤，要打呵欠的样子，但他克制住自己，把呵欠从鼻孔放了出去，接着说：
“是呀，是呀，我听懂了您的意思……您不为个人去寻求一般人的所谓‘今世’幸福，对吗？可要知道幸福并非只是个人的。譬如说我吧，并不赞赏人民，因为，很可惜，我太了解人民，不相信人民是一切智慧的源泉，而且我还要同人民一起把陆地架在三条鲸鱼之上⑤。但是，难道可以说我们对人民没有任何义务，不久任何债了吗？其实我无权在这方面指教您。能和您交谈，无论如何我都是很高兴的。现在让我再回到开头的话题上。请原谅，我得简单明了地告诉您，不管您和我女儿之间有何种感情，也不管这种感情到了何等地步，我要预先说明：她，当然有充分的自由，但是，譬如说，如果她愿意同您建立某种牢固的关系，来请求得到我的祝福，那么她只会得到我的坚决拒绝。我对您很有好感，祝您万事如意，仅此而已。为什么呢？说得庸俗些，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两个不幸，在贫困中混日子，生活不安定。而且，请允许我更直率地说，你们有什么共同点呢？格丽克莉娅是个好姑娘，可也应当承认，她相当朝三暮四——今天迷恋这，明天迷恋那。当然，她不会想望托尔斯泰的松下的禅室。看看她那一身穿戴吧，尽管我们地处偏僻。我决不想说，她学坏了。我只是认为，正如常言所说的，你们不是天生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