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下士蹲着研究拷贝箱。他那样子连我自己都有点怀疑，我带的究竟是电影片子，还是伪装的电台、发报机或定时炸弹什么的了。
一个士兵用仪器——那玩意儿我见识过，是检测定时炸弹的——煞有介事地对两个拷贝箱检测了一番，才放心大胆地打开，见里面满满地装的是电影片子，又盖上了。
他们有点相信我不过是一个因迷路而越境的中国放映员了。我看得出来，他们相信了这一点后，竟都有些沮丧和扫兴。我心里暗说：“活该扫你们一大兴！”我的几个在武装连队担任边境巡逻任务的同学，也常常希望隔三差五地捉到个把特务。不是希望没有特务越境，而是希望捉住越境特务，看来这是一种流行于两国边境地区的病。这挺值得心理学家们研究。
他们能相信我不过是一个中国放映员，这一点毕竟对我这个越境者是有利的。他们对我的态度稍有缓和。
下士挺尴尬地抽起烟来，还搭讪地朝我递过一支。我将脸一扭。岂能吸他们的烟？不过可真想吸支烟。下士没给自己人烟，却朝我递过来一支，使我对他的敌意减少了一半。
下士忽然又通过“土翻译”问我：放映员为什么穿军装？
我思考片刻，终于回答了他们一句：“我喜欢穿军装。”何必将已缓和下来的气氛再搞得像刚才那么剑拔弩张呢？于我自己一点好处没有。
“土翻译”将我的回答翻译之后，下士居然微笑了。他的几个部下也彼此交换着满意的眼色。这几个苏联“娃娃兵”，大概难得听到什么恭维话。我的回答，哪国当兵的听了都会感到愉快。不过我可不是有意讨好他们。我说了句真话。
接下来又问：
中国的电影好看吗？
当过“红卫兵”吗？
挣的钱多吗？
在我们的“团”里，姑娘们都很漂亮吗？也像我一样喜欢穿军装吗？……
我想：我他妈的可不是在举行记者招待会。
又一想：这些问题并不属于国家机密，纯属民间情况。既然他们不在我面前扮演捷尔仁斯基了，我也就大可不必继续在他们面前维持许云峰式的尊严。使他们的好奇心获得一点小小的满足，说不定他们会通情达理地放我回到我们这边来。
于是我就告诉他们，我们的姑娘个个年轻，漂亮，活泼，可爱。我挣的钱不少，相当于他们的一个少尉连长的工资，天天请姑娘们下馆子也花不完。其实我的工资是三十二大毛。我还告诉他们，我曾经是某市红卫兵副司令。不吹牛白不吹，别让他们区区一个下士小瞧了我。我们的电影内容和题材广泛极了，实际上几部样板戏影片在我们的各个连队至少已巡回放映过三遍了。
“土翻译”将我的话翻译了之后，他们都显出大为羡慕的样子。那下士，简直对我有点刮目相看了。我得出结论——这几个苏联“娃娃兵”挺容易唬。
下士第二次递给我烟，我没拒绝。落到这种地步，还管什么。阿尔巴尼亚的、罗马尼亚的、古巴的、朝鲜的烟我都吸过，还没吸过一支苏联烟呢。烟酒不分家嘛。中苏进行边防会晤时，两国官员还相互敬烟呢。我知道。
他们颇友好的表示，使我一时忘了自己的处境，还给他们唱了一段河北梆子：
那边厢，走来了，列宁同志，
他言道，这包香烟，我不要，
请马上送给，
捷尔仁斯基……
这是我们团宣传队自编自演的《列宁的故事》中的几句唱词，是受了“移植样板戏”的启发。
我唱一句，“土翻译”译一句，他们都听得挺开心，一个个咧嘴直乐。
末了，下士通过“土翻译”告诉我——一会儿将有一辆吉普车来把我拉到他们的边防站去。并解释说这是履行职务，他们无权释放我，尽管他们完全相信我是一个中国放映员。
我顿时呆了……
下半夜我是在他们的边防站度过的。单间，门外有“警卫”。情况太不妙。我哭了。
第二天上午，我被带出了“牢房”。刚被押出，就有一个苏联士兵被推了进去。那小子一点不在乎，挺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还向押我的士兵问了句什么。押我的士兵没理他。他耸了一下肩膀，就对我做鬼脸。他进了“牢房”还不安分，隔着带铁条的小窗口朝什么人微笑、摆手。我顺他的目光看去，见不远处站着一位苏联姑娘，围着一条灰色毛围巾，穿件褐色的旧呢大衣，频频向他抛送飞吻，一副含情脉脉的模样。我恍然大悟，免费住了半宿的那“单间”，是他们的禁闭室。我竟有点嫉妒那被关禁闭的苏联士兵。我要是也只不过被关入我们的禁闭室，外面也有位姑娘含情脉脉地对我频频抛送飞吻，他妈的我也会一点不在乎的。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子。我被押着走在村路上，尽量迈出很从容的步伐。路左是几排营房，路右是一幢幢粉刷成白色、黄色、或浅粉色的民宅。都是独家独院。院子都是用木板围成的。木板都是刷成深绿色的。这村子挺美观。村里也有标语牌。可惜我不懂俄文，不知写的什么。兴许是勃列日涅夫的语录？
我忽然想到，我们团机关的三百多人，此时此刻肯定全坐在大礼堂里，不耐烦地期待着我出现在放映机旁呢。能有谁会想到，我正在边境线这边进行非礼节性的“访问”呢？
清楚地看到了馒头山。它在我们那边。可见这个苏联村庄离边境线并不远。太阳还没升起来。山后已有万道霞光辐射。山顶及山坡的皑皑积雪，被霞光染成了金橘色，红装素裹，景象十分美丽。
我成了边境线这边的俘虏，世界上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件，太阳却照旧从边境线那边升起。
这世界真他妈的缺少人情味。时间不必长，只要我一个星期内不回到我们那边去，准有人非常高兴地接替我这个放映员的职务。人们照样会看上电影。各个连队会像讨好我一样讨好新任放映员。这种种想法使我相信了一条真理——没有谁地球都照样转。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他妈的相信真理有时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啊。
审讯我的是一名少尉连长，留着两撇挺神气的小胡子。被一名少尉审讯，我的心情并不比被一名区区下士审讯得到多少安慰。翻译是个女的，我怎么瞧她怎么觉得她像苏联影片《女政府委员》的女主角。她没穿军装。我无从判断她是军是民。但她中国话说得真流利。我怀疑她是个“二毛子”。
其实倒也算不上审讯。少尉没在我面前扮演捷尔仁斯基。我也早就没了充当许云峰那种兴致。少尉看了看我的边境通行证，对女翻译皱起眉头说了几句什么，她就走到门外叫进了那个押我来的士兵。
我又被押回了“牢房”。
大官好见，小鬼难搪。看来这句话有国际意义。少尉当然不过是少尉，但分明比下士更易于接受事实。
我的同“牢房”的“难友”——那个被关禁闭的苏联士兵，不知怀有什么企图，凑到我眼前，似乎想和我拉近乎。遭到看守的严厉喝斥，他才退到“牢房”另一头去了，却他妈的还偷偷对我做鬼脸。
过了一会儿，那女翻译给我送来两个面包，一截香肠，两支雪茄。走时还对我笑了笑。她那笑使我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戒心，敌人对我笑，可能我就得付出什么代价了。我想，不到万不得已，我没必要绝食。我得吃饱，准备着，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我狼吞虎咽地将面包和香肠吃掉。想吸雪茄却没火，我的打火机在少尉的桌子上。那个苏联士兵又凑过来，主动掏出火柴给我，同时从我手中拿走了一支雪茄。虽然我吃亏，但也只能进行这次吃亏的交易。他刚吸了两口，被看守发现，异常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他乖乖将雪茄掐灭，还给了我。我白捞他一盒火柴。看守并未喝斥我，我也不理看守，照吸不误。看来我比他们自己人还受点优待呢。
下午，女翻译又来了。
她对我说：为了证明我确实是一名放映员，我必须给他们放映一场电影。如果我会，他们就完全消除对我的怀疑。放完电影送我过边境。
我没有很充分的理由表示严正抗议，就反问：是请求我？还是命令我？要是命令我，我拒绝。我暗想：这关系到我是否丧失气节的原则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