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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冷冷地对他说：“你再拿我开心，我就往你脸上啐唾沫。”
他望了我一会儿，很识趣地下了爬犁，对女伴们说：“真遗憾，我们愉快的旅途太短暂了。”绑上滑雪板后，又看了我一眼，飞快地滑走了。
一位姑娘埋怨我：“你今天吃火药了？他不过就跟你开句玩笑嘛，你搞得人家有多难堪。”
我恶声恶气地抢白道：“你想替他打抱不平？”
她脸倏地红了，挺恼地说：“你别恶语伤人。”
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究竟凭什么认为，她一定就是暗暗爱上了他的那一个，一种强烈的妒忌顿时在我心中作怪。
我冷笑着说：“你喜欢他，我可不喜欢他，你护着他，我今后偏要同他处处作对。”
她一下子捂上脸哭了。
我不再理她，也不再坐到爬犁上，大步向前走去。
泪水从我眼中渐渐流了出来……
春节期间，知青伙伴都回城市探家去了，只有我一个人不得不留在村里。因为我教那个班的学生年终考试平均分在全公社倒数第一。我的姓名上了公社的《教育情况简报》。负责抓文教工作的一位公社副书记，在教师大会上说：“这不仅是教学水平问题，而且是对贫下中农后代的感情问题。”我接连几天孤单一人躲在宿舍里，羞于在村中露面。我不是个理想远大的姑娘。我认为怀有某种远大理想的人必须具有某种特殊的潜质。但我也不甘在如此偏远的地域做一辈子乡村教师。公社副书记说的一点不错，这是个“感情问题”。我不喜欢孩子。因为我虽然已经差三个月十八岁了，但心里还依然保持一种自怜自爱的巩固意识——我自己也是个孩子。在家时我是一位小“公主”，我承认，父母和哥哥姐姐们把我娇宠坏了。
再说我当的又是一位什么样的教师啊。在我教的那三十五个孩子中，居然就分成一、二、三、四年级。上午给一、二年级上课，下午给三、四年级上课。在空荡而寒冷的教室里，同时给两个年级的学生上课，得有导演的才干。给这一年级学生讲语文课时，预先给那一年级的学生布置半堂课能做完的算术作业。讲半堂语文课，就不得不转移思维，再开始给另一年级学生讲算术。讲语文课时，另一年级学生往往并不埋头认真完成算术作业，而是公然地听我朗读课文，公然对那些被我叫到黑板前默写生字而又写不出来的学生表示讥笑甚至幸灾乐祸。而当我开始给低年级学生讲算术新课或进行课堂考试时，高年级学生又会暗暗给低年级学生传纸条，或者张口替他们回答，并且因为有机会炫耀自己比低年级学生头脑聪明而得意扬扬。这种情况常常使我顾此失彼。在这种顾此失彼的状态中，我还一刻也不能忘了教室里那只大铁炉子，隔会儿，有时在讲半句话的时刻，就不得不去捅捅炉子，添几块木柴。炉火一旦灭了，我和学生们就得一块儿挨冻。
让城市里的小学教师们来试试看，看他们能否比我教得更出色。
公社决定，将我和另外几名小学教师召集在一起，到县里惟一的一所师范学校去接受培训。
那些日子我整天躲在宿舍里，羞于在村中抛头露面，感到又孤单，又寂寞，又自卑，又 有点内心凄凉。坐在炕上，刮掉窗上的霜，呆呆地望着冰封的黑龙江，是排除内心种种复杂情绪的惟一方式，孤单寂寞之中感受一种冷寥凄凉的“原始宁静”。
冰封的黑龙江也是那般寂寞和宁静。面对白色会令人停止思维，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偶尔有他们的爬犁或我们的爬犁从江上驰过，像一幅无声影片的朦胧画面，在我眼前化出化入。
一天早晨，我又呆呆地坐在窗前凝望黑龙江。窗上的霜已被刮掉了一层，又结了一层，但很薄。霜图仿佛是一片奇株异叶组成的美丽喷制图案，使窗子变得像磨花玻璃似的。外面在飘落着大雪，宛若玉带的黑龙江看不见了。雪帏如一道虚幻的屏障，仿佛分隔两国的就是这从天垂落的幕。我们的村子里静悄悄的，他们的村子里也静悄悄的。在这静悄悄的黎明时分，世界显得那么神秘又那么宁寂。现实的国界消隐了，使人真希望这世界能够永远保持这样一种近乎原始的宁寂，不要风云突变，不要战争，不要炮火和硝烟污染这美妙的大自然的黎明的宁寂……
突然，从江那边传来一阵女人的恐惧的喊叫声。
我本能地跳下炕，蹬上鞋，顾不得系好鞋带，就跑到了外面。我并没有感到害怕，真的，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即使江那边果然有一个凶恶而残忍的杀人狂，我也不会受到丝毫伤害。不必谁保护我，我也不必担心毫无自卫能力。江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要我不跨过它，我的生命就绝对安全。我是被极大的好奇心促使才跑出去的，想知道他们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一家人打架？还是邻人斗殴？有热闹可瞧，就瞧瞧热闹，消除一些郁闷。
我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江面上奔跑，她身后紧紧追赶着一个男人，握着一把镰刀。许多人又追在那个男人身后。他们有好几次追上了他，围住了他，却不能擒获住他。他挥舞镰刀，朝围住他的人乱砍乱劈。他们一散开，他又追杀那女人，那女人始终在他们那半边江面兜转奔逃。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大概她那紧张的意识中也存在着“国界”两个字。
谁如果将这种场面当成热闹看，谁的灵魂中就丧失了全部的天良和人性。谁如果面对这种场面能掉头而去，谁就一定心如铁石。
我既不忍目睹惨事发生，也不忍无能为力地掉头而去。我完全呆住了，被这种情形吓傻了。
“来人呀！快来人救救她呀……”我大声喊叫起来。
我们村里的许多人也都跑到江边来了。他们与我一样，只能替那女人提心吊胆地隔江观望而已。我们的女人和孩子们，一个个都吓得屏息敛气，神惊色惧。男人们则齐声呐喊，企图用恐吓声制止那疯狂的追杀者，并用雪团冰块抛打他。几名苏联士兵也从他们的哨所那边跑了过来，加入对追杀者的围拦堵截。但他们跑过来的太晚了，那可怜的女人已眼看就要被追赶上了。
“往这里跑！傻娘们，往我们这边跑哇！”我们队长连连跺脚，扯着嗓子朝那女人大喊。
也许那女人能听懂中国话？也许对死的恐惧将她意识中的“国界”两个字早已抹掉了？
她拼命朝我们这边跑过来。
我们的几个强壮的男人就跑过去迎救她。
而那男人，也紧紧追赶了过来，仿佛根本无视国界的神圣存在。
那女人突然滑倒了，并且没有立刻爬起来继续奔逃。
那男人高举着镰刀，只差几步就扑到那女人跟前了。
姚医生突然撑着滑雪板出来了。谁也没注意到他是从何处滑过来的。他出现得太突然了，速度迅猛极了，他朝着那个男人从右侧直冲过去，转瞬间已将那男人撞倒，两人在雪中翻滚扭打起来。
两边的人都奔跑到一起了，我们的几个男人和他们的几个男人，一块儿治服了那个手握镰刀的追杀者。
他是个精神病患者。
那女人是他的妻子，她已经昏过去了。她穿得很单薄，赤着双脚，而且，她还是个孕妇，肚子已经很大了，显然离临产期不久了……
我们村里的某些人对那个苏联女人和她的疯丈夫很有所了解，甚至还叫得出那个苏联男人和那个苏联女人的名字。我对这一点并不感到奇怪，如同江那边与江这边的小学校和卫生所象征着过去的一段历史一样，在人们的内心里也保留着一段友好交往过的记忆，某些记忆是人们所不愿轻易从头脑中抹掉的。
村里的某些人还告诉我，那对苏联夫妻原很恩爱，早年夏天经常在江里双双游泳，游泳后就并躺在江岸的沙滩上唱歌……至于那做丈夫的怎么得了精神病，就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了。即使有人知道，我也绝不会去询问的。
某种好奇心只能使人感到自己卑俗。
我倒是深深同情那苏联女人……
晚上，我来到了卫生所。在那几天里，我曾多次想找姚医生交谈些什么。哪怕什么也不交谈，就是听他唱支歌或拉段手风琴。我忍受孤独和寂寞的能力已达到了极限。自从那次我认为他当着我的女伴们嘲讽了我之后，再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