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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觉悟，给记工分吗？”葡萄说。
“三自一包”（3）
朴同志一听，哈哈大笑。他这一笑葡萄放心了：是个鲁莽汉子，一点不酸。葡萄和他对上一眼。朴同志嘴张在那里，笑容干在脸上。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眼睛，浑顽未开，不谙世事。是胆大妄为的一双眼。眼睛又厉害又温柔，却是不知有恨的。这双眼最多六岁，对人间事似懂非懂，但对事事都有好有恶。怎么会有这样矛盾的女人？
葡萄把他拧了没拧干的毛巾接过来，肩膀挤他到一边去，自己把毛巾搓了二下，脆利地拧干、抖开，交到朴同志手里，端起脸盆走到院子那头，把水倒进一个木桶。朴同志看她的一个个动作，觉着她身手漂亮，天生就会干活。
第二天他发现葡萄从红薯窖上来，挎一篮子花生。她说：“炒花生给你吃。”又过几天，他夜里躺在床上，听她出屋。不知为什么，他起身扒在窗上看。他见她又下红薯窖了，上来下去手里都挎着篮子。
朴同志有天晚上开会回来，她给他开大门。那天他忘了带手电，步子滑了一下，从台阶上摔下去。她给他敷药时他说要在门上装个灯就好了。
“装啥灯？反正你们又耽不长。”
“谁说我们耽不长？”
“我说。”
“你为什么说我们耽不长？”他有点和孩子胡逗的样子，看着她笑。
“谁都耽不长”。她想说给她听过去十四军来了，驻下了，后来又走了。八路军来了，也走了。土改队住了一年，还是个走。过去这儿来过的人多呢——洋和尚，洋姑子，城里学生，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谁耽长了？你来了说他投敌，他来了说你汉奸，又是抗日货、又是日货大减价，末了，剩下的还是这个村，这些人，还做这些事：种地、赶集、逛会。有钱包扁食，没钱吃红薯。不过她没说。葡萄觉得自己现在心眼多了，不愿意把话给人说透，说透别人高低也明白不了。
“我们这回可是要长耽。”朴同志说。
“耽不长。”葡萄说，用旧布条把他腿包上。“你们不喜欢俺们这儿。俺们也不喜欢你们住长。”
“你不欢迎我住这儿？”朴同志还逗她。
“你们来，问过我们欢迎不欢迎了吗？”她眨着眼。她是特别耐逗的人，不动声色已经把对方逗了。
朴同志当晚就把葡萄作为人物速写记在本子上了。朴同志白天下地和社员一块锄麦，锄几下社员就把他们十几个工作队员劝到一边去，叫他们读报唱歌睡觉发呆，反正不愿看他们硬着腰板、直着胳膊腿锄地，看的人比干的人还受症。朴同志把本子带到地头上去写，跟锄地的人打听这家老汉那家闺女，把葡萄的底细全问了出来。连她十四岁那年守寡也打听得仔仔细细。他心里没法给葡萄这女子定型。她到底是个什么类型的人？他想多和葡萄说说话，可工作队忙死人，到深夜才开完会才回家。
三个月之后，全公社开大会，几千人到了史屯小学校的操场上，有的坐在鞋上，有的坐烂苇席，有的就坐在黄土地上。葡萄坐着自己的鞋，一针接一接地纳鞋底。她看看黑麻麻的人头，看看衣衫不整的脊梁、前胸，这不和十多年前一样？连人坐的东西都一样，还是鞋，烂席、黄土地。不一样的是台上的毛笔大字。乍一看也看不出啥不同来。
斗争的人是刘树根的媳妇。斗的是给十四军一个连长做姘头。刘树根媳妇暗藏了很多年，拉拢腐蚀了刘树根和生产队、大队许多男人。
葡萄扯着手里的麻线，眼睛一下也不往刘树根媳妇身上扫。刘树根媳妇有啥看头？回回赶集都看。她眼睛盯在朴同志身上，朴同志的衣裳扣错了一个扣子，下摆一长一短。她听朴同志告诉她，他是个孤儿，也不是中国人。他的父母从外国到中国来抗日时把他养在中国老乡家的。后来他父母都打仗打死了。朴同志做啥事都乱七八糟，胡乱凑合，就是没有妈做给他看。她的挺长大了会不会拧毛巾、扣衣服？
葡萄眼泪流出来了。朴同志隔在眼泪那一边眉眼也不清楚了。
朴同志没发言，就站在一边看工作队其他人发言，又看史书记和社员代表发言。现在台上佝腰缩头站的不止一个刘树根媳妇了，还有贺镇一个老师，是右派，还是“漏划”。另外就是几个过去挨过斗争的地主、富农。他们已经多少次见这么大的场面，所以台下看他们，他们也看台下。因为他们知道下了台他们和台下的人又是互相问“吃罢了？”“正做着呢。”
最后上台的是史老舅。史老舅落后话太多，给他挂了坏份子的名号。
朴同志的眼睛东看西看，漫不经心。他突然看见坐在台下不远处的葡萄。葡萄在流泪。他用眼睛问了她：“哭什么？”葡萄笑笑，用手掌下端把眼睛抹了一下，然后指指自己衣服前襟。
朴同志盯着她的衣服前襟研究半天。那是件白土布褂子，滚着蓝底白花的边。葡萄的衣服再旧都合体可人。她又指指自己前襟，他便想加深研究她的胸。他脸红了，心里骂自己：你小子想哪儿去了？！
会开完了，几千人在操场上拍打鞋上，席上、屁股上的黄土。这地方的黄土好啊，又细又软，天都遮黄了。所有的女工作队员都掏出粉红、粉黄、淡绿、淡蓝的小手绢捂住鼻子、嘴，只有朴同志傻楞楞地看着半天高的好黄土，他从来没见过这样遮天瞥日的黄土；黄土也象黄水一样长大潮，把人淹在里头。
等他低下头，葡萄站在他面前。他看着她的眼，还是用眼睛问她：你刚才哭啥？
她看懂了他眼里的问话。她说：“眼叫土迷了。”她的意思是：我能告诉你真心话吗？
她还想说什么，笑笑，走了。
他懂了她的话，跟她往回走。走到地边，人群稀了。她转过身，把他扣错的钮扣解开，发现原来少了一颗扣子。
“脱下。”
“三自一包”（4）
朴同志想，有叫不熟识的男人“脱下”的吗？
“脱呀！我找个扣儿给你钉上。”
他里面是个烂背心，一边背带断了，露出半个胸脯。他赶紧把那根背带手提着。他笑着说：“你钉不完，我哪件衣服都少俩扣子。我走路不看道，天天让树枝挂，让钉子扯。”
她说：“咋和我那挺一样呢？”
“挺是谁？”
“是我孩子。”
她自己一点都不吃惊，把真情吐露给这个萍水相逢的人。
“没见他呀。”朴同志倒是大吃一惊，半天才搭上话来。他听说葡萄一直守寡，一个人过了二十年。
“你咋会见着他。他在陕西呢。说不定在河北。”她知道他想往下听，心急得油煎一样哩。她说：“谁也没见过他，他爹也没见过他。这村里的人谁都不知我有个挺。”
朴同志明白了。他感到这事很凄凉又美。一个年轻寡妇守着一段秘密儿女情，就一个人过了。他不打听孩子的父亲是谁，他不是那种俗人。
“你见得着他吗？”
“嗯。俺们见面不说话。”
朴同志一手拎着肩上的断背心带子，沉浸在叫葡萄这乡下女人的故事里。他看一眼她的侧面，那是个完美的侧影。朴同志不知自己是怎么了，手上到她背上。她的背紧绷绷的，一直到腰，到臀都紧绷绷的。
“他知道他是你的孩子？”
“嗯。他是肚里啥都明白的孩子。”
他们谁也不说话地走了一程，高粱高了，蜀黍肥了。
葡萄又站下。他在她身后只隔半步，她一停他就撞在她身上。她说：“你咋和他们不一样呢？”
“和谁们不一样？”
“赵同志、王同志们呗。”
“哪儿不一样？”他笑起来。朴同志和女人总是处得别扭，时间一长他身边总是没女人。地位和钱都帮不了他忙，三十几岁还没人给钉扣子。他在葡萄面前又瞪眼，又晃头，好象他不在乎给她评判似的。
“不一样。”葡萄说。
“你和人家也不一样。”朴同志说，一只手还拎着背心带子。他心里觉得自己滑稽，把缺钮扣的衬衫问她要回来穿上，不就不用这样难为自己了？可他愿意在她面前笨拙、滑稽。到了家，她找出一个扣子给他钉，说：“我每回下地窖你都扒窗上看。”
他想自己的那个行为挺丑，赶紧摇头：“只看了一回！”
“那里头没藏着我孩子他爹。”她笑着说。
“那是红薯窖，我知道。家家都有。”他脸挂不住了。明知是红薯窖，那你偷看她干啥？
“家家都有，可谁家也没我家的大。下去看看不？”�